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的上海，夜里风凉。鲁迅靠在书桌前，刚读完《申报》上来自瑞金的战报：红军粉碎蒋介石第三次“围剿”。消息行间火药味十足，却又透出胜利的喜色。他把报纸合拢，烟雾缭绕中沉吟良久。
屋子里还有茅盾和冯雪峰。两盏煤油灯摇曳，映出三张带着疲惫却兴奋的脸。鲁迅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透着急切：“毛泽东今年多大了？”冯雪峰略一思索，说三十八岁左右。空气随即凝住，众人无言，对这位“北漂图书管理员”成了“红军统帅”的巨大跨越，心底满是惊讶与敬佩。
毛泽东与鲁迅事实上并非陌生名姓。倒回到一九一八年，青年毛泽东暂居北京大学图书馆，月薪八元，常在阅览室里翻检新文化刊物。那时的北大，李大钊讲马列，陈独秀力倡民主科学，胡适提倡白话文，而周氏兄弟的小说正被学生们传阅。毛泽东见过陈独秀、李大钊，却始终与周树人失之交臂。
李大钊敏锐察觉到这个湖南青年的不凡，把自己的读书笔记、译文都递给毛泽东，还写介绍信让他去听邵飘萍的新闻学讲座。邵飘萍惊讶于这位旁听生的口才，课后闲聊，得知毛泽东常在三眼井胡同的狭小屋子里通宵读书。这样的细节日后多次被李大钊提起，也被蔡元培当作“北大一大才”的旁证。
一九二一年，嘉兴南湖红船点燃了星火。毛泽东从湖南归来，接连办学、搞工运、下农村。六年后，秋收起义的枪声响彻湘赣交界，井冈山根据地随之建立。北平、上海的笔杆子们一边写文章，一边惊叹：那个善写评论的青年，竟真的带人上了山。
对当时仍活跃在租界报馆的鲁迅而言，毛泽东的名字从政治通讯里跳到文人茶话中，意味已然不同。文坛旧友议论工农武装时常将“朱毛”并称，字里行间透出惧意，也夹杂着敬畏。鲁迅读罢那份战报，低声一句“真好”，不单指胜利，更在钦佩战场与书桌兼擅的罕见气魄。
一九三三年，冯雪峰辗转闽赣来到中央苏区，向毛泽东递上鲁迅贺电。毛泽东把电文念了一遍又一遍，意犹未尽地说：“今晚什么都别谈，只谈鲁迅。”在场干部记得，他提起《纪念刘和珍君》时，用手指轻轻敲桌面，“这样的笔，敌人见了也怕”。众人无不称是。
外界一度猜测鲁迅是否会赴苏区任教。当时张闻天和博古都说，请他来办教育工作再合适不过。毛泽东摇头，指出鲁迅“在外面更能发光”。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军长征，而鲁迅在上海、厦门、杭州辗转，以犀利文字向白色恐怖开火，两条战线却目标一致。
到了一九三六年秋，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从陕北带来红军长征成功的消息，鲁迅卧病病榻仍精神一振，立即写下电报致贺。电文洋洋洒洒，字字锋利，称红军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这封电报穿越封锁送抵保安，毛泽东摩挲信纸，传阅给周恩来等人，不久便派冯雪峰回沪致谢。
冯雪峰回忆，鲁迅谈到毛泽东时，总以“M”指代，神情亲切，像聊自家兄长。一次闲谈，鲁迅倚窗吸烟，幽幽地说：“若身体允许，情愿去当他的通信兵，哪怕只拿笔。”此话没传到陕北，却在同伴心里留下深刻烙印。
十月十九日，鲁迅病逝。延安窑洞里，接连发出的四封电报，见证了彼此的惺惺相惜。对外唁电称其为“现代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对许广平的慰问电则字字温婉。很快，以鲁迅命名的图书馆、师范、艺术学院陆续在黄土高原奠基。
解放后，毛泽东案头常年摆着《鲁迅全集》。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翻阅鲁迅作品时，时而哈哈大笑，时而眉头紧锁。有意思的是，每读完一册，总在扉页标注日期，最爱的《阿Q正传》竟留下七八处批注，墨痕深浅不一，足见频繁翻看。
一九六一年，为纪念鲁迅八十诞辰，毛泽东写下两首七绝，赞其“刀光剑影任翔旋”，把文学家的笔与革命的刀并举，凸显战斗精神。诗稿传到北京，文艺界津津乐道，称这是对鲁迅最有分量的颂歌。
后来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再提鲁迅“做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牛”。这句话影响了一代创作者的写作方向，也让很多知识分子心生共鸣。萧军在笔记里直言，毛泽东谈鲁迅时神情放松，语速比平日更快，仿佛翻开一段熟悉旧书。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双眼受白内障折磨，却仍能背出《悼杨铨》里的“花开花落两由之”。医护人员暗地惊叹：鲁迅的诗句已与他的记忆交融，不分彼此。有人用“书剑同辉”形容这段跨越时空的默契，或许不为过。
当毛泽东去世后，人们在他的书桌上找到大字本《鲁迅全集》，内页注满批语。扉页最后一次落款日期，停在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距离他合上书页，只有十三天。书页微卷，纸角上仍残留手指触压的浅痕，像是无声地诉说：两位巨人虽未谋面，却以文字和理想相互砥砺，留下了一段难以复制的精神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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