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初秋，北京西花厅的梧桐叶刚刚染黄。周恩来与陈毅对坐，茶水微凉。总理轻声一句：“越来越多的东南亚首脑要带夫人来访，可我们的夫人队伍还是临时拼凑，终究不够体面。”他说得平和，却透着急迫。陈毅听完，心里立刻划过一个名字——张茜。

当时的张茜，人在北太平湖俄文专修学校附近的小院。她用“耿星”这个笔名与出版社来往，手上正翻译李昂诺夫的剧本《平平常常的人》，计划年底交稿。纸张堆在桌面，她的雄心与墨香同在。陈毅连写两封信，都被她客气地回绝：文学梦未竟，不想分心。

陈毅并没死心。一次家中小聚，他放下酒杯，语气轻松却带着试探：“春兰，外国元首夫人来了，总要有人陪同吧？你懂俄语，又在部队历练过，正合适。”张茜微笑，却摇头：“翻译两本书，已排到1960年，我怕误了进度。”话音柔，却态度坚。

有意思的是，邓颖超听说此事后，只说了一句“我去聊聊”。没几天，她与张茜约在西花厅。清茶未凉，邓颖超慢声细语：“这不仅是外交，也是妇女工作的延伸。你出面，能让世界看到中国女性的风采。”片刻沉默后，她又补上一句：“这是中央交给你的政治任务。”这话分量极重，张茜低头，指尖轻轻摩挲杯口，再抬眼时，已是点头。

消息传到陈毅耳中，他松了口气，爽朗地笑：“还是邓大姐说话灵！”接着又半开玩笑地问张茜：“那俄文词典要不要封存？”张茜俏皮回道：“俄语先放一放，得临时抱英语大腿喽。”夫妻对视，笑声打破了屋里的拘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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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张茜能胜任“夫人外交”，不是偶然。时间拨回1938年，她随战地服务团到新四军军部演话剧。台上，她饰演飞行员的新娘；台下，陈毅注视那抹倩影，心底波澜翻涌。之后的借衣、写诗、递信，一场烽火年代的爱情迅速升温。1940年1月，他们在苏北简朴成婚，枪声伴着鞭炮，浪漫而坚决。那一年，张茜20岁，陈毅已过而立。

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两人聚少离多。陈毅忙于接管上海，再赴北京，职务几番更迭；张茜则在学业和育儿间奔波，自学俄语，三更灯火成常态。她翻译《沙原》，用“耿星”署名，自嘲“星星虽小，也亮一角”。陈毅常夸：“你这股钻劲，使人佩服。”

1958年冬，张茜正式接过“夫人外交”担子。第一堂课就是礼仪与英语。她把俄文词典移到书柜最上层，又在镜前练微笑、练站姿。有人调侃：“老红军学淑女，累不累？”张茜回一句：“战场要勇，宴会要雅，两种功课罢了。”话虽轻松，却日日苦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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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9月23日，印尼总统夫人哈蒂尼访华，考验终于来临。欢迎宴上，灯火璀璨。张茜身着金黄旗袍，灯光下泛出隐隐紫光，邓小平见了，半开玩笑：“今晚最靓的两位，一是张茜，一是我家卓琳。”众人皆笑，气氛顿时活络。

隔日的颐和园长廊，张茜陪哈蒂尼漫步。她用流利英语介绍《白蛇传》《西游记》，说到热烈处，自己都带着手势：“That’s Monkey King！”欢声易懂，文化距离瞬间拉近。昆明湖上，歌唱家唱起印尼民歌《哎哟妈妈》，张茜顺着节奏即兴填词，改成《哎哟兄弟》，送给贵宾。哈蒂尼又惊又喜，紧紧拥抱她：“Sister，thank you！”短短几日，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出国前，哈蒂尼留下亲笔信：“通过张茜，我看见中国妇女的聪慧与自信，中印尼友谊因此更深。”

外交部同仁后来评价：“夫人外交不是摆设，是桥梁。张茜能聊天、能写诗、能处理突发状况，这桥梁稳固又灵动。”而她自己则笑谈：“我只是换条战线继续工作。”翻译生涯被迫中断，她仍然珍藏那套中俄大词典，偶尔翻开几页，字里行间不见遗憾，只余淡淡书香。

有人问陈毅：“夫人改行，你可曾心疼？”他把军帽往后一抛，豪气十足：“革命几十年，谁没转过几道弯？关键是，弯过去了，路就宽了。”这一句，既是爱人的宽慰，也是元帅的豁达。

张茜在外交舞台一干就是十余年。从巴基斯坦到阿尔巴尼亚，从缅甸到加纳，留下无数轻声细语，却实实在在影响着国家形象。那些日子里，她的身份不止是元帅夫人，更是共和国最早的女性外交名片。

回头想想，1958年那杯微凉的茶，如果没有邓颖超的一句话，故事也许会截然不同。而正是那一句，打开了中国夫人外交的新扉页，让世界在宴会与花园间，先认识了一位名叫张茜的中国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