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1月19日傍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宣布，将于1月23日解散众议院，并提前举行大选。距离上一届众议院选举仅过去一年三个月，这一决定本身已足够罕见；更引发震动的，是从解散到投票仅16天，刷新了战后日本选举周期的最短纪录。几乎在记者会结束的同时，抗议人群聚集在国会周边，反对声浪迅速扩散至政党、媒体与学界。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关于“是否应该此时解散”的政治争论；更深层的问题，则指向日本政治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当首相的宪制权力遭遇议会少数格局与经济压力，解散国会究竟是民主机制的正当运作，还是权力困境下的风险转移？
高市给出的理由并不复杂。她强调，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均未过半，执政基础脆弱，若要推进新的经济与财政政策，并与联合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更顺畅地协调，有必要通过选举重新“问信于民”。这一逻辑在日本政治史上并不陌生。解散权原本就被设计为首相在政治僵局中重新整合合法性的工具。然而，问题在于背景已然发生变化。日本正处于高物价、低增长、财政紧约束的叠加阶段，2025年度预算尚未完成审议，补充预算执行仍在途中。此时制造一个极短周期的大选窗口，不仅压缩了在野党与选民的讨论空间，也在客观上暂停了政策制定的连续性。
在野党的批评因此并非单纯的政党对立。立宪民主党、公明党、国民民主党乃至日本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的表态虽各有侧重，却集中指向同一问题：民生议题被置于权力运作之后。高物价对策、收入停滞、财政赤字，这些问题需要的是持续审议与制度回应，而非政治动员。尤其是在日本选举制度高度依赖组织动员、地方网络与既有支持盘的现实下，短周期选举更有利于执政党而非公共讨论，这也加深了“解散权被策略性使用”的质疑。
理解这一决定，不能脱离高市政权自身的处境。作为一位立场鲜明、政策主张偏向强硬路线的首相，高市在党内并未形成稳固共识。自民党长期以来依靠派阀平衡维系稳定，而高市的领导风格与政策取向，使这种平衡更为脆弱。在议会中未过半的现实下，任何重大政策都需反复妥协。解散众议院，既是试图打破这种掣肘，也是一种风险极高的政治豪赌：若选举结果不利，权威将被迅速削弱，执政合法性反而更加动摇。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解散发生在日本政党格局重组的临界点。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联合发布“中道改革联合”纲领，意在整合分散的反对力量。这一动向并不意味着短期内足以挑战自民党主导地位，却反映出一个长期趋势：传统左右对立正在被“治理能力”与“制度改革”叙事所取代。高市选择此时解散，某种程度上也是在阻断这一整合进程，用时间压力迫使选举回到熟悉的动员逻辑之中。
从制度角度看，日本宪政并未禁止频繁解散，问题在于政治文化的边界。解散权若被反复用于内部整合或危机规避，其合法性便会逐渐被侵蚀。选举不再是公共选择的高潮，而成为政治策略的一环，最终损耗的是选民的信任。抗议者所说的“政治空白”，并非指政府不存在，而是指政策责任在选举动员中被悬置。
这也解释了为何争议如此集中而激烈。它并非围绕某一具体政策，而是围绕政治优先级的排序：在经济压力持续、社会风险累积的时刻，权力是否仍应保持自我克制？解散众议院当然是首相的法定权力，但权力的合法性，从来不只来自条文，更来自使用时的节制。
未来数周的选举结果，将决定高市是否能通过这一选择重塑权威。但无论结果如何，日本政治已经被推入一个更为紧张的阶段。频繁解散无法替代制度改革，短期授权也无法消解长期结构问题。当政治不断诉诸选举来解决自身困境时，真正需要回答的，或许不是“谁能赢”，而是“这种方式还能被社会接受多久”。在这一点上，这场争议的意义，可能远远超出一次提前大选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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