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初秋，武汉大雨滂沱。湖北军区机关大院里，一间并不起眼的办公室灯火通明，45岁的林维先快步推门，看见坐在木椅上的罗厚福——那位身材瘦削、头发花白的老旅长。林维先一句“罗主任，外头情况汇总完了”刚出口，就被对方温和地点头打断。对话不过短短十来个字，却埋下了三年后授衔名单公布时铺天盖地的议论：老首长仅列大校，而昔日的通讯员已是中将，这在新中国军衔制度史上只有这一例。
回到1930年，鄂东北山区枪声不绝。18岁的罗厚福带着父亲留下的猎枪参加赤卫队，两年后编入红四方面军。1932年春，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川陕，罗厚福奉命留下，带十几个人守住皖西山坳。敌人突至，他腰腹中弹，仍咬牙掩护乡亲转移。郑位三赶来勘察，给他13发子弹和一句“重拉队伍”便匆匆离开。机会，就这样擦肩而过。
1935年夏，张国焘推行“肃反”。保卫局夜半点灯审讯，罗厚福为20多名被捕同志求情，被扣上“反革命”帽子。枪决名单已经排好，一支国民党保安团却凑巧袭击根据地。保卫局自知无人能指挥，给罗厚福松绑：“戴罪立功！”他带残兵败将连夜出击，四小时击退敌军。胜仗让他免于一死，却仍被贬去挑担运粮。错过升迁第二回。
抗战全面爆发，罗厚福编入新四军五师。大别山丛林里，他带14旅硬是把缴获的两门迫击炮修到能打穿日军碉堡。部下常笑：“罗旅长管得细，连炮管温度都记在小本子。”就是这股“抠”劲，让14旅成了五师里战损率最低的主力团之一。
进入解放战争，中原突围时，他本可随李先念主力北上，可军委急电要他返鄂豫皖开辟根据地。左邻右舍的队伍都在热火朝天地搞大会师，他却又一次转身。1947年，大别山反“清剿”，罗厚福指挥的独立师每月击破敌军据点十余处，却不在华北、东北那几支明星大军的公报里。历史，总爱把某些名字藏进角落。
1949年5月汉口解放，罗厚福随湖北军区进驻。他注意到军需处一份紧急调拨单字迹可疑，顺藤摸瓜查出几名干部借“战时急需”私挪百余箱军装。案子上报后，部分军区领导以影响稳定为由，把矛头对准他，指控“工作方法粗暴”“革命时期亦有违纪旧案”。结果，降一级警告，调离后勤线。小小处分，却直接决定了1955年第一次授衔时他的排位。
1955年9月27日，天安门授衔仪式结束后，林维先专程飞抵武汉。他先是兴冲冲递上自己的中将证书，随后压低声音问：“老旅长，您拿的该不是红本（少将）吧？”罗厚福抖开袖口，露出两杠四星。林维先愣住：“论资格、论功劳，您不该只是大校。”罗厚福摆手：“军衔是块布条，咱干的还是那份事。”一句话让屋里沉默良久。
有意思的是，罗厚福的“大气”并非外界想象中的心如止水。1961年8月，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晋衔命令，218名大校晋升少将，罗厚福终于榜上有名。文件送达湖北军区的那个傍晚，他让警卫员去食堂端了两碗热面条，又打开半瓶自酿米酒，对坐哨兵轻声说：“这面条有点咸，可总算没让同志们一直替我不平。”
值得一提的细节：若无当年那次“徇私舞弊”案，按照军委1954年制定的评衔要点，罗厚福极可能与其他老旅长一起评为少将。再上一步，仍需军区主官或大军区司令政委级才够资格，与他履历不符。换句话说，“大校—少将”之间差的虽只一级，背后却是从师、旅与军、区的格局分水岭。
有人疑惑：为什么林维先能直升中将？答案并不复杂。其一，林维先1946年起任旅政治委员，1948年调华东野战军参谋部，随粟裕、陈毅南北奔袭，淮海、渡江两大战役均立头功；其二，建国后任福州军区参谋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这一路级别摆在那里，中将并不意外。如此对照，便可理解何以出现“首长是大校、通讯员是中将”的特殊景象。
1967年春，罗厚福在武昌一家简陋病房里因病去世，终年55岁。追悼会上，李先念专门从京沪线途经武汉，停留半小时默哀。老战友们议论最多的，仍是那次1961年的补授少将令——多少像是一份迟到的道歉。林维先写了一副挽联：“五进五退，大别山深埋功业；两升两降，鄂豫皖空遗韬略。”上款署名“昔日通讯员”，下款却留白，据说他想写“弟子”又怕太矫情，只好作罢。
时间拉回今天的史料室，那张发黄的晋衔名单上，两行字仍并排：罗厚福——少将；林维先——中将。档案专家提到此事，总会摇头感叹：“制度刚起步，难免疏漏。”然而更真实的答案或许是——战争年代每一次调令与分工，都像多米诺骨牌，推倒之后能否走到聚光灯下，靠的除了实力，还有命运在暗处悄悄安排。
罗厚福没留下自传，只在笔记本里写过一句话：“做兵头，先把兵当兄弟；做兄弟，别拿兄弟的功劳当奖章。”粗看像口号，再读却像注解：属于他的奖章，偏偏落在了别人肩头。巧合也罢，遗憾也罢，这段往事就这样留在了1955年的授衔史册里，成为建国后独一无二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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