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的松花江仍被厚冰覆盖，夜间气温常在零下二十度徘徊。深夜十一点，一列从满洲里方向驶来的绿皮火车缓缓停靠哈尔滨站，蒸汽笛声在空旷月台回荡。车门打开，一位中年妇女牵着七八岁的女孩迈下车梯，她就是离乡十载的贺子珍。

早在列车抵达前，东北局已收到电报：王稼祥一家与贺子珍同行返国。李富春带着几位干部守在站台，他与贺子珍在江西时期就相识，此刻见面仍免不了激动。“一路辛苦，身体可撑得住？”李富春低声询问。贺子珍只简短回答：“能行，想尽快参加工作。”语气平静，却透着急切。

几位女同志陪同她们母女来到预先安排的招待所，房间宽敞却空荡，壁柜里只有几件单薄的夏装。哈尔滨当时昼夜温差极大，组织赶紧筹措棉衣。贺子珍只肯收下女儿娇娇的衣物，自身那身布棉袄上打着旧补丁。送衣服的同志劝她换，她摇头：“长征时我也这么过，还是把资源留给前线吧。”话音落下，补丁处却被寒风掀起，现场瞬间沉默。

置办御寒用品只是第一步，更棘手的是工作安排。李富春深知此事分量，不敢擅自决定，连夜致电延安，请示中央：“贺子珍同志已回，望示其工作与待遇。”当天深夜，通讯员从报话机里抄录下毛泽东亲笔批示，“老红军，需妥善安置，可先在东北养病，再视身体情况安排岗位。”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批示传到哈尔滨，李富春第二天便登门向贺子珍说明。她坦言多年不在国内，不确定能做什么，但决心不做闲人。随后东北局研究，将她任命为财政部机关党总支书记，并特地嘱咐，“身体重要，量力而行”。贺子珍点头，却依旧每天八点准时到岗，审核文件、整理干部名册，一丝不苟。

同年入冬，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纷纷来访，曾志一句调侃让屋里气氛活跃：“子珍，还记得当年挑粮小道的冰霜吗？现在哈尔滨比那里冷多了！”众人回忆战火岁月，贺子珍面带微笑，眼神却不自觉飘向窗外的飘雪。她仍惦记南方战场，认为那才是解放全中国的主战场。

1949年春，南方大批干部急需补充。谭震林来电：“杭州妇联缺经验丰富的同志，你来合适不过。”贺子珍随即递交申请。抵达杭州后，她被任命为市妇联副主任，负责组织妇女识字、缝纫培训，工作投入甚至让身边人担心她的旧伤。可她一句“打仗时连伤口都顾不上，现在算轻松”让人再不好劝。

不久，她收到妹妹贺怡出事的消息，只身赶往上海照料外甥。上海市委考虑她的身体与家庭状况，暂未安排公职，允许专心疗养。那段日子，她常与孩子们坐在弄堂口晒太阳，偶尔写信给远在北京的毛岸青，叙述家庭琐事。

1950年2月，毛主席率代表团到东北视察。汇报会结束后，他叫来叶子龙：“查一下子珍的近况。”当晚叶子龙回报：“她已在上海疗养，照看贺怡遗孤，暂无职务。”毛主席沉吟片刻，只说一句：“身体要紧，地方应继续照顾。”

又过九年，庐山会议期间，贺子珍奉调上山作短暂休整。那是她与毛主席自延安后第一次单独长谈，持续约一小时。下山时工作人员问她需不需要车，她摆摆手：“走走也好。”会后毛主席询问相关部门：“她现在什么级别？”得到“副省级待遇”答复后，他轻轻点头。

1976年9月9日凌晨，上海细雨连绵。贺子珍卧病在床，收听广播得知毛主席逝世的噩耗，泪水和雨滴一样落下。她让护士取出多年前在杭州留下的那枚小红星领章，静静握在掌心。

三年后，1979年9月18日，北京晨光微弱。红旗轿车停在纪念堂前，轮椅推到大理石台阶下。白发的贺子珍抬头望向“毛泽东主席纪念堂”金字良久，随后绕灵柩两圈。她低声对女儿李敏说：“不哭，爸爸看得见。”话虽轻，却被周围警卫听得分明。泪水还是落了下来，落在轮椅扶手，留下一道浅浅水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