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初冬，榆林以北的风沙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黄河西岸，一支杂牌骑兵在土围子里点起篝火，匪首张廷芝举杯自庆，没人料到这份得意只剩十八年。那一年，中央红军刚到陕北，左权、彭德怀正忙着调整部队部署，张廷芝却利用夜色偷袭边区的一个小据点，捞了几车军需之后扬长而去。对他而言，这只是又一次“顺手牵羊”，却让毛泽东在陕北的作战日记里多了一行批注：“此贼反复无常，当严查。”
同一时期，刘志丹、谢子长忙着把地方游杂武装转化为红军成分。诚然，张廷芝早年与他们有过短暂“同僚”之缘：苏雨生麾下骑四师收编土匪时，刘志丹被挂名为十六团副团长，高岗是教导队副队长，而名义上的团长就是张廷芝。但这位土豪出身的靖边“张大户”压根看不上土改口号，“办民团护家业，比跟共产党翻山越岭强。”这种算计写在脸上，结局亦早已埋下伏笔。
三道川事变成为分水岭。1935年11月28日夜，张廷芝策反宗文耀，枪声掩着风沙直扑沙洼沟，中共三边特委书记谢唯俊当场殉职。听到噩耗，毛泽东皱着眉说了一句：“活捉此贼，方能泄众怒。”然而，张廷芝再一次溜之大吉。随后几年，他先后投靠宋哲元、谭世麟、日军特务机关甚至国民党地方武装，身份牌换了好几轮，唯独“割据一方、为祸乡里”这条没变。
1943年秋，五名从苏联回国的地下党员在包头郊外遇害，凶手正是张廷芝部下。国共两方都在找他算账，他却索性钻进绥远草原，打出“反共救国”旗号，招聚残匪。到1949年6月，左世允率22军起义，张廷芝见势不妙，再度脱逃，最终混进36军。绥远起义前夜，有人劝他别再折腾，他冷笑一句：“只要骑得动马，老子就翻得了身。”可翻身的机会越来越窄。
1949年11月，张廷芝被西北野战军围在乌审旗草滩，他举白旗缴械，却暗中约定“日后再聚”。毛泽东看完剿匪报告，批复两行字：“血债甚多，当即处置。”偏偏此人被送进解放军军官训练班时，批示尚未来得及执行。12月11日凌晨，他串联数十名同伙逃出培训地，一路北窜至王爷府，再次拉起“反共救国军1016部队”，枪口对准伊克昭盟。
1950年2月，内蒙古军区骑5师奉乌兰夫之令自达拉特出发，南线堵截，北线兜剿。乌兰高原辽阔，匪众马快、人熟地熟，纯军事围歼屡次扑空。有意思的是，骑5师官兵干脆驻进牧民毡帐，同吃同住，分发食盐、麻布，手把手教牧户辨认“八路帽子”和匪帽的区别。短短半个月，奇正山部的蒙古骑匪被孤立，张廷芝的“假解放军”伎俩也被戳破。牧民巴特尔拍着胸口对解放军政委高增培说：“你们是客，土匪才是狼。”一句话，给了剿匪部队最大的民意支撑。
3月末，奇正山率部被围在黄河滩的柳树林里，抬手投降。张廷芝负伤逃出，仅带十数骑潜入武川县山区。1951年2月4日，腊月二十八，武川县公安局长孙有光在向导带路下摸进土屋，一声断喝将张廷芝按倒在地。被押上囚车时，他突然转向孙有光，压低嗓子：“让我见高岗，我跟他是老同事。”语气像在提条件。孙有光面无表情，只回了句：“说这些，晚了。”
押解途中，张廷芝不断翻旧账：“当年我当团长，刘志丹、谢子长都给我打过下手。”车厢里没人再理他。两个月后，奇正山等三十一名蒙汉匪首在伊盟就地正法。张廷芝被单独看押，移送归绥。1953年3月，绥远省人民法院宣判：张廷芝因屠杀群众、策反叛乱、勾结日军等罪行，被判死刑。枪决令下达前夕，他仍坚持要求见高岗，理由是不外乎“旧情”。看守冷冷回应：“法庭只认罪行，不认私交。”
至此，这位从金佛坪村走出的豪强子弟，一路投机、不断背叛，终在法庭槌声中结束了四十五年的人生。他原本有过多次改写命运的选择：1930年可跟刘志丹北上，1936年可弃枪归乡，1949年围困时可诚心投降。可每一次，他都向反方向狂奔，最终在新中国法制面前再无回旋余地。历史不会因为一句“二十年前的副团长”而改写，黄土高坡的风仍在吹，但土围子再没机会点起篝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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