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的一个深夜，中共中央作战室的电话声此起彼伏，参谋们在地图前标注箭头，却因为“第一纵队”有好几个而一度陷入混乱。“到底是哪支‘一纵’？快再核对！”有人急声问道。这场小插曲触痛了最高统帅部的神经——战争已步入全国决战阶段，番号重叠再拖不得。自此，一场自上而下的整编方案迅速提上日程。
整编并非简单改个名字，而是为跨大区大兵团协同扫清障碍。1949年元月，中央军委颁布《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把漫长烽火岁月中各自成长的部队，纳入严整的四大野战军序列。一野统西北，二野守中原西南，三野负责华东江南，四野雄踞东北并准备突破华中。更重要的，是给连号的“兵团”下标尺——从第1一直排到第23，中间却悄悄留空了四个位置：6、11、16、17。
这四个空号看似普通，实则寄托了指挥员们的多重预案。一旦战局出现反复，或是渡江顿挫，亦或对台、对滇桂作战需要，新的兵团就会拧成股绳顶上去。只不过，胜利来得比想象快，预案被尘封。但假如当年真要把它们亮出来，谁最可能执掌帅印？翻检那一页页作战命令，结合当时的资历与战功，轮廓其实并不难勾勒。
先看二野空出的第6兵团。1949年春，刘伯承、邓小平正筹划渡江。为防江苏、江西方向有变，他们嘱咐中原军区把江汉、桐柏、鄂豫三地部队捏合成一支应急拳头，这便是第6兵团的雏形。三地主力几乎清一色出自晋冀鲁豫老底子，硬仗多，配合首长也娴熟。放眼将领名单，王宏坤呼声最高：红一方面军出身，早在长征时就独当一面，解放战争里又做过刘邓大军副帅。若真授命，他掌旗无人异议。只可惜长江天险一泻而下，二野几乎未遇阻击即进南京、逼川黔，筹备中的第6兵团自然成了“婚礼请帖还在印，新人已抱走”的尴尬。
转向华东。粟裕和陈毅未雨绸缪，把山东留下的第32军加五个警备旅暂作基干，准备一旦沪杭甬久攻不下，立刻以“第11兵团”名义回援长江北岸。山东副司令许世友早与粟裕配合无间，人称“山东虎将”，无论论战功还是威望，都符合兵团主官门槛。遗憾的是，江南门户瞬息崩塌，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原本悬的心一下放下，二十多万兵力再没必要单列成新番号，许世友随后转任华东军区副司令，继续在东南沿海扫荡残敌。
声势最盛的预留出现在四野。林总手里本就握有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四大兵团，平津战役后，兵员膨胀至九十余万。为了南下中南、策应渡江，中央提前批准再置十六、十七兵团。可调兵令还未下齐，四野的先遣部队便于1949年4月1日开拔承接长江防线，组建计划被迫停在图纸。假如时间再多三个月，新兵团的司令位子可能花落谁家？
四野当时的八位副司令员中，韩先楚、李天佑、黄永胜、刘震、洪学智五人的呼声最旺。韩先楚在孟良崮、孟家岭急先锋的名声远播，善打遭遇战；李天佑自晋绥闯荡至平津，指挥南口、天津连环战役举重若轻；黄永胜憋艰险、敢穿插，塔山海门闸阻敌声名大振；刘震空陆兼修，组织大兵团协同见长；洪学智在辽沈战役中指东北兵团穿插侧击，老到沉稳。若新番号现世，这五位之中恐怕至少两人要走马上任。至于是执掌第16还是第17，只能看中央最后的权衡。
有人或许疑惑，难道华北军区缺席了吗？其实不然。18、19、20三个兵团改隶给一野时，徐向前、杨得志、周士第、杨成武早已各就其位，加之此后西北与西南战火骤减，中央没有再往上叠加番号。至于1949年后出现的21、22、23号兵团，那是起义改编的特殊产物，并非原整编设计的一部分。
这样一来，6、11、16、17四个空档就恒久空缺，成了军事史料里的“白页”。从组织学看，它们是军委为不确定因素留出的弹性；从将帅人生看，它们又是一段或华丽或惋惜的假设。倘若当时战局稍有反复，上述几位名将也许会在兵团司令的番号下，书写新的篇章。时代更迭，这四个代号终究停留在文件里，却折射出解放战争后期指挥艺术的缜密与从容，也映照出那一代将帅随时向前、又能随时收脚的气度与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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