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的重庆白市驿机场，山城的暑气刚被雨水压下。舷梯旁，身着灰布军装的廖承志在人群中看见了拄杖而立的母亲何香凝，愣了一秒，快步迎上前去。母子相握无言，心里却忆起八年前延安窑洞里那场令人莞尔的“托信”插曲——正是那一幕，把两代人的牵挂和毛主席的幽默紧紧系在了一起。
那还要回到一九三七年春。延安的土窑洞简陋却热闹，夜里油灯摇晃，墙角堆满外电译稿。廖承志刚忙完新华社的电讯翻译，身上的棉衣被灯火映得一片金黄。他推门进去，只见毛主席端着一封信，随口一句：“承志同志，来看，你母亲的礼物到了。”这句话让廖承志愣住——从离开上海那天起，他就再没收到过母亲的字迹。眼前洁白信笺上的行书，像一阵南国暖风，勾起他漂泊多年的乡愁，眼眶霎时模糊。
毛主席递过礼盒，内有精挑细选的湖笔、画集与《双清本草》。主席边翻边感慨：“你母亲的笔力真是不减当年，画里全是斗争精神。”说罢，又从桌角抽出一张信纸，“我得给她回封信。你也写几句吧，她最惦记你。”廖承志摸摸口袋，只有半截铅笔芯，略一沉吟：“主席，您给她写就行，我这几句家常话，算了吧。”毛主席哈哈大笑：“想偷懒？可以，不过邮票钱你出。”廖承志忙不迭答：“等发了饷，我请您吃花生米！”两人对视而笑，窑洞里一片融融。
信封贴上邮票，六月二十五日从延安发往上海。信里，毛主席写道：“承志在此甚好，请勿挂念。您之画作斗志昂扬，我虽不懂画，也觉神韵盎然。”这封信穿过战云，穿过封锁线，送到上海愁盼的母亲手中。何香凝读罢，握信良久，只回了一句话：“须努力奋斗。”
要理解这对母子的心绪，还得把时间拨回更早。民国十四年八月，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留下一双年幼子女。两年后，何香凝愤然退党，随宋庆龄、毛泽东等左派并肩抗蒋。她把才十七岁的廖承志送去日本读书，“去学本领，将来接父亲的班。”青年廖承志在东京、柏林辗转，主持海员俱乐部，组织罢工，三度入狱，却始终不改初衷。
一九三三年他冲破租界监控，秘密抵达中央苏区，随后踏上漫长征途。战地行军，别人卸下背包歇脚，他却点灯刻板，赶制宣传画；原木做底板，旧菜刀当刻刀，手上磨出血泡也顾不得。红军中传唱一句玩笑：“打仗少不得枪炮，也少不得老廖这把刻刀。”这股韧劲儿，正是父母给他的“承志”。
延安岁月，他与毛主席的关系愈发亲近。主席爱讨论国际局势，廖承志精通日语、德语、英语，两人常以一张小炕桌为“圆桌”，一份路透社电报足够谈到夜深。警卫员提灯催了又催，毛主席摆手：“再等等，讲完这段。”那种并肩观天下大势的豪情，成为廖承志后来千难万险中最坚实的信念支撑。
也正因如此，周恩来在一九三七年末选定他出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时，毛主席没有丝毫犹豫。赴港前夜，窑洞里又点起昏黄油灯。主席拍着他的肩：“香港是抗战的窗口，物资、情报、舆论都靠它。去了，得把门户撑住。”廖承志答：“请主席放心。”
香港的天是蔚蓝的，背地里却暗流汹涌。廖承志和姐姐廖梦醒租下一间茶栈，门面里摆几筐普洱，暗里是收发情报的据点。他奔走在皇后大道与轩尼诗道之间，用粤语、英语、日语三种语言周旋，联络华侨、打通海路，将药品和电台一箱箱送往粤北、桂北的游击区。有一次货船被日机封锁，他索性扮作水手跳进海里，把情报胶卷缠在腿上游出封锁线，谁也想不到这位“洋腔洋调”的老板竟是共产党地下交通员。
母亲也搬来了。何香凝卖画筹款，画轴上墨迹未干就被港商争相高价收走，她却把银元一枚枚塞进息影的金属箱，转手送上前线。有人劝她保留几幅自赏，她摇头：“打不赢仗，哪有闲情挂画？”
一九四二年，日军进逼南粤，香港沦陷。八路军办事处被迫撤出，廖承志留下断后，终因叛徒告密再度被捕。狱中审讯时，他朗声说：“为中国求生路，我母亲支持，我父亲在地下看着，你们吓不倒我。”这番话让看守愣在原地。三年半后，他才获释出狱。
抗战胜利那年，他随周恩来赴南京参加国共谈判，成了新闻记者追逐的“红色少将”。有人问他为何屡陷囹圄仍笑容不改，他答得干脆：“因为信得过自己选择的路，也信得过毛主席那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阳光正好。开国大典前，廖承志在人群中远远望见毛主席步上天安门城楼，心底忽然想起当年那句“那你得掏钱”。岁月翻卷，昔日窑洞里那封代笔的家书，早已泛黄，却像一支不灭的火把，一直照亮着他的行程。几十年过去，母子二人与主席同在新中国的旗帜下继续忙碌。所有轻描淡写的“懒得写信”，最后都化成了实实在在的担当——这，或许正是他们最朴素的报平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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