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家好，我是言叔。国际舞台最近上演了一出“双剧同台”的好戏。
一边是中国主动递交申请，另一边是特朗普宣布成立“新联合国”，自封主席，向全球约60个国家发出了“入群”邀请，其中甚至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
更引人瞩目的是，这个“新群”的群规草案里赫然写着：他本人将担任“终身主席”，而一个国家若想获得“永久席位”，需要支付高达10亿美元的“赞助费”。
那么，这两件事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特朗普“新联合国”能否成功呢？
特朗普要当主席
要理解特朗普为何要另起炉灶，还得从他与联合国这个“老群”的恩怨说起。
长期以来，特朗普对联合国等多边机构的“低效”和“不公”颇有微词，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也早已不是新闻。
在他看来，现有的国际规则体系束缚了美国的手脚，无法满足其“美国优先”的核心诉求。
于是，“退群”与“建群”成了其标志性外交动作。而此次推出的“和平委员会”，堪称其“建群”野心的集大成者。
根据白宫声明，该委员会名义上是为了监督加沙地带的战后过渡与治理，落实其“20点和平计划”。
然而，其精心设计的架构，却暴露了远超地区事务的雄心。
这个委员会的权力核心，是一个由特朗普亲信和家人组成的创始执行委员会，其本人则自封为“终身主席”。
最为外界诟病的是其“筹资”模式：一份流出的章程草案显示，各成员国任期原则上仅三年，但若在章程生效首年以现金形式捐款超过10亿美元，即可获得一个“永久席位”。
这种明码标价、将国际政治参与权与财富直接挂钩的操作，被众多外交官和分析人士批评为“特朗普版的联合国”，是对《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公然无视。
这实质上将各国参与和平进程的政治道义责任，扭曲成了为美国方案买单的“出资方”角色。
特朗普的“外交撒网”范围颇广。除了向其传统盟友发出邀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俄罗斯总统普京确实收到了加入“和平委员会”的邀请。
俄方正在研究所有细节，并希望与美国方面接触以澄清“各种细微差别”。
这一邀请无疑为这个新机构的国际博弈增添了一层复杂色彩。
中国主动递交申请
而就在特朗普为其“和平委员会”广发“英雄帖”的同时，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的步伐则显得沉稳而按部就班。
1月17日，历经近二十年谈判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即《公海条约》）正式生效。
这是全球首个旨在保护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法律文书，被视为多边主义的重要胜利。
就在生效前夕的1月16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正式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申请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定秘书处设立在中国厦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20日的记者会上重申，此举是为了促进实现协定目标，维护国际社会整体利益。
两相对比，路径差异一目了然。一边是通过联合国既定程序，申办一个已有82国和欧盟作为缔约方的多边条约秘书处，其合法性、透明度和普惠性根植于广泛的国际共识。
另一边，则是凭借一己之力，试图创建一个规则自定、门槛奇特的新机构，其合法性与代表性从一开始就面临严峻质疑。
特朗普被“泼冷水”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这张看似广撒的网，收获却极为有限。
截至1月20日，“和平委员会”所收到的明确回应，可谓泼了一盆冷水。
在收到邀请的大约60个国家中，只有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一人明确表示接受。其他主要国家的态度要么是直接拒绝，要么是保持沉默、谨慎观望。
其中，法国的反应最具代表性。据媒体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已明确拒绝了加入该委员会的邀请。
许多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外交官私下表达了共同的担忧：加入这样一个机制，无异于帮助美国“另立联合国”，将严重损害现有联合国体系的权威，最终可能导致自身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
更有巴勒斯坦分析人士指出，这个绕开联合国的美国掌控机制，并未体现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权利，其下属的技术官僚委员会能拥有多少实权令人怀疑。
加沙当地的民众则更关心实际的人道主义危机能否得到解决，对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委员会持谨慎观望态度。
与此同时，中国关于在厦门设立秘书处的申请，则在国际社会获得了不同的反响。
虽然最终选址需由缔约方会议决定，且比利时和智利也表示有意竞争，但中国的主动申请被视为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愿意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支持和平台的具体表现。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专家李硕评价称，这显示出“中国有意愿帮助塑造全球规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举动”。
一个颇具意味的插曲是，在1月20日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嘉昆在阐述厦门申办决定的同时，也证实了另一件事：中方已经收到了美方关于加入“和平委员会”的邀请。
中方对此持何态度，发言人并未详述，但这一确认本身，就将中国置于了一个冷静的观察席上。
“多边客厅”方是正途
言叔看来，这场几乎同步上演的“外交双簧”，绝非偶然，它深刻地揭示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两种治理模式和秩序观的激烈碰撞。
特朗普的“和平委员会”模式，本质上是“资本加持的排他性俱乐部”。
其核心逻辑是：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可以通过巨额资金直接购买，国际议事规则可以由单一强国及其核心圈层量身定制。
这种模式将复杂的国际治理简化为一场“付费游戏”，其内在的霸道与不公，注定难以获得广泛认同。
连巴以这两个最直接的冲突相关方都难以说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可想而知。
反观中国推动的厦门秘书处模式，则是“基于规则的包容性公共平台”。
它遵循的是国际社会经过长期谈判达成的成熟法律框架，其运作依赖于各缔约方的平等协商与合作。
中国所申请的，并非掌控规则的权力，而是为规则的有效运行提供服务与支持的角色。
这与中国近年来倡导并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设立国际调解院等一系列行动一脉相承。
这两种模式的遭遇，反映了国际社会的人心向背。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深知一个基于主权平等和法治精神的全球治理体系，才是维护自身利益和国际公义的基石。
它们可能对联合国的效率有所不满，但绝不愿看到它被一个更具垄断性和不确定性的私人“会所”所取代。
10亿美元的“天价门票”，吓退的不仅是财力不足的国家，更是所有珍视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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