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纪念馆，他看见一对跪像——父亲汪精卫、母亲陈璧君，铜质冰冷，神情却似在乞求宽宥。老人停了很久，终究低声吐出一句：“做错事，就应受到惩罚。”四周没有掌声，也没有嘘声，只剩保安鞋底与地砖摩擦的细碎声响。
时间拨回1946年1月10日，南京下着冰雨。国民政府最高法院首次公开审讯汉奸要犯，陈璧君一袭灰色长袍，头发凌乱，被押入法庭。旁听席人满为患，汪文悌躲在人群缝隙里，偷偷看了母亲最后一眼。那一年，他才十八岁——少年面孔尚带稚气，却已背上了“汉奸遗孤”的枷锁。
没人能想到，三十年前，汪家还是万众仰慕的“革命之家”。1910年，汪精卫因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被捕，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被许多青年崇为“最勇敢的革命志士”。报纸连载他的狱中诗文，书摊被抢购一空。广东乡间的孩子甚至背诵他的绝命词练字，“少年豪情”四个字被写进风声雨声里。
跌宕来得也快。1925年，孙中山逝世；1927年后，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白热化。汪精卫自认握有党内元老、革命元勋、留洋博士三重光环，却始终拿不下真正的军政实权。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后，汪精卫只得“避养病”，一场又一场的政治挫败，让他的心态像久陷湿雾的火药——看似沉默，实则阴燃。
1935年春，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再一次把他的名字推上报纸头条。张啸林、王亚樵的暗杀让汪精卫胸口留下一颗弹片，也在他心里埋下一颗更危险的火种：如果蒋介石靠“武力”稳坐江山，自己何不另辟蹊径？
九一八事变、华北事态、一二八淞沪会战……民族危亡的警报声一遍遍响起。国人寄望国民政府合力御侮，汪精卫却在一次次会议上与蒋介石针锋相对：究竟是“先安内”还是“先攘外”？“你主政，你负责。”蒋介石脱口而出的冷语，像一记巴掌抽在汪精卫脸上。自尊心被戳破，犹如旧日童年突陷贫困的疼痛再次袭来，他选择了最激烈、也最绝望的路径。
1938年12月，汪精卫在河内写下“和平建国纲领”，抛出著名的“艳电”。电文发出当天，延安、重庆和香港的报馆油墨未干，街头巷尾骂声四起。蒋介石在枫林桥官邸沉默半晌，只留下一句话：“此人已自绝于民族。”
1940年3月30日，南京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德国记者阿克西斯·诺米目睹当天的就职典礼，他写道：“主席台华灯璀璨，可每盏灯下都罩着阴影，空气像积了尘。”汪精卫穿着西装、披着黄色绶带宣誓，台下却不见昔日追随他的青年，只剩日军军靴踏出的金属声。
同年夏天，陈璧君访日归来，带回一份“日华亲善”条约草案。她在日记里写道：“惟愿夫君心愿得偿，盼大义之日临。”然而南京街头已暗流汹涌。76号汪伪特工总部横行，抓捕、拷打、暗杀，几乎将民心推入万丈深渊。上海孤岛的地下刊物写道：“昔日号称‘铁血丈夫’者，今朝甘为人奴，岂不悲哉！”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逝于日本名古屋大学医院，终年62岁。国民政府在重庆发去讣告：“逆贼伏诛，天人共愤。”从革命英雄到汉奸头子，他只用了十年。
战后，陈璧君被引渡回国受审。1946年夏，她当庭怒喊：“我是为救中国人走和平之路！”法庭鸦雀无声，法官只是翻开厚厚卷宗，读出一连串触目惊心的处决名单和掠夺条约。最终，她以“战犯、汉奸”罪名被判死刑，后改绞刑为无期。1959年，陈璧君病逝上海提篮桥监狱，终年65岁。
汪家子女此时已各自飘零。长子汪文斌早年留学德国，二战期间替汪伪政府跑腿；抗战胜利后被以汉奸罪名判刑十五年。次子汪文恭战后流亡香港，终身低调；最小的汪文悌则因年少，1946年判刑一年半，后获释。
新中国成立后，汪文悌被安置在北京一家工厂当翻译，月薪微薄，却足以果腹。有人暗中嘲讽他“汉奸的儿子”，他不吭声，低头干活。一次，同事问他父亲为何走到那条路，他只淡淡回了句：“有的账，历史会算清。”
1978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汪文悌调入某研究所，专做技术资料翻译。工作牌上写着“汪文悌”，再无“汪精卫之子”字样。那几年，他逐渐与外界保持距离，不写回忆录，不接受采访，也极少谈家事。
可血脉逃不过岁月。2005年体检，他被诊断出重症心脏病。医生建议静养，他偏偏要求回南京一趟：“人老了，总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就这样，才有了那天面对跪像的一声轻叹。
汪文悌离开纪念馆前，向工作人员说明：父亲的名字应刻在耻辱柱，而母亲陪着，合情合理。说完，他转身消失在石阶尽头。几个月后，海峡对岸传来讣告：汪文悌客死台北，终年七十七岁。
汪家人丁零落，可有关汪精卫的争议依旧时常被提起。有人替他辩，说他是被现实逼入绝境；更多人斩钉截铁，坚持“民族大义不可背”。史料却透露出一个尴尬事实：直到1943年，他仍固执地相信中日可能“共享东亚新秩序”。日方军令部那群军官听完，只当笑话。
不得不说，汪精卫的一生，像一条突然改道的江。青年时期，他与秋瑾并肩鼓吹革命；中年阶段，他在国民党内权力场起落跌宕；而后，为了证明自己“对”的执念，他选择了与民族大势反向而行。错不只在变节，更在于自视甚高的性格缺口。
若从政治技艺和历史眼光衡量，他远逊孙中山，也不及蒋介石。可偏偏是这位才情横溢的演说家、诗人、笔名“精卫”的热血青年，在一次次权力挫败、理想幻灭中，放逐了自我底线，把生死荣辱绑在侵略者的战车上。
77年后，儿子的一句“做错事，就应受到惩罚”，像是迟到却沉重的家法。它不是对父母的绝情，而是一个身陷原罪却又渴望摆脱阴影的老人，向历史递交的最后声明。
在雨花台的梧桐叶声里，这句话显得格外凄清。国家与个人，皆需对选择付出代价；对错之间，一念之差，可能就是万丈深沟。
如今，汪精卫夫妇的跪像依旧立在那儿，青黑色的铜面与秋风对视。来往的游人或怒叱，或哂笑，也有人沉默。铜像不会回应，它只是在提醒世人：成王败寇并非评判标准，唯有信念与立场，才撑得起历史的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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