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汉口码头，混乱中一名瘦削男子裹着破旧军大衣挤进日本伤兵船，自嘲地咕哝一句：“诸君，让一让，我还得活下去。”他就是胡兰成。此刻，距离东京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才过去五天，武汉街头的“新孙权梦”已土崩瓦解。自以为文采可换天下的胡兰成，不得不踏上漫长流亡。
时间往回拨回到一九四〇年三月，汪精卫在南京就职，伪政权草台班子急缺会写文章的“笔杆子”。胡兰成因几篇讨好日本的政论迅速被拎到南京，一纸任命，挂上法制局副局长的头衔。外界多半以为他不过是个听差，可细究权力走向便发现：法令、条文、演讲稿甚至汪精卫与东京之间的密函，多出自这位三十出头的浙江读书人之手。不得不说，敏锐的文字感让他在乱世里扮演了“兴风作浪”的角色。
然而，文字并非铁甲。对手李士群、周佛海盯着这位新贵，谁都知道法制局若真成了“汪府中枢”，自己的地盘便要被蚕食。果然，一九四三年十月，李士群横死，胡兰成虽然借刀杀人得手，却立刻迎来周佛海的反击。汪精卫怒撤法制局，当面训斥。胡兰成拂袖而去，嘴里仍念叨：“书生自有书生的去处。”
所谓去处，是日本大使馆的“中日恳谈会”。清水董山、池田笃纪两名书记官听完他那套“昭和维新论”，转手就把文章递到近卫文麿案头。东京高层大惊：原来中国还有这般“奇才”。偏偏汪精卫更恼火了，下令逮捕。胡氏被押进牢房，侄女胡青芸哭着去求日本人：“救人要紧！”几番交涉后，宪兵队干脆威逼南京方面：“若不放人，下午就冲狱。”胡兰成从牢里被请出来时，脸上还挂着若无其事的笑。
风头更劲，也更危险。日军给他准备湖北这块“自留地”，叶蓬表面是省主席，实权却在胡兰成手里。武汉成为试验田，他说自己要“学孙权三分全国”。抓媒体、放进步青年、办军校，一派洋洋自得。可战争的钟摆并不为个人停留。一九四五年夏，美国B-29的轰鸣声告诉他：日落西山，棋局已翻。
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胡兰成病倒高烧七日，醒来时才发现伪二十九军已向重庆缴械，自己成了甩不掉的包袱。他换上日军军服，化名“野村少佐”混出武汉，经南京潜至上海。路上同伴劝他自首，他反问：“你真的信蒋委员长肯饶我？”一句话噎了众人。
在上海，他将一篇《寄语日本人》托池田带去东京，暗示“中苏角力将起，五年后日本仍有翻身日”。此文让不少日本右翼媒体惊呼“汉奸中的知日派”，也为他日后的政治庇护埋下伏笔。只是，国民政府的通缉令已飞抵各地，他再也无法公开抛头露面。随即化名张嘉仪，借张爱玲寄来的一笔抚养费，在浙江温州栖身三载，教书糊口。
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军逼近温州。胡兰成连夜逃上海，又辗转香港，靠昔日部下邹平凡帮衬，终于在一九五〇年潜入日本。清水、池田先后出面，让《每日新闻》按篇付稿。他的“异端史论”“大东亚回忆”每月见报，一时还颇受追捧。有人嘲笑：跑到东京写“亡国史”，活成了“留声机”。
朝鲜战争爆发，何应钦赴日考察，顺道找上胡兰成。两人闭门密谈一昼夜，胡兰成写下万言备忘录，主张台湾应借美军东风，重整陆军。蒋介石看后批示：“可以参考，日后邀之来台。”通缉被撤，他顺势在一九七三年赴台北中国文化大学讲课，自夸“倚马可待，三万言酣畅”。课堂上，也有学生不堪其刺眼的汉奸身份，拂袖而去。有人当面质问：“你对亡国有何反省？”他淡淡一笑：“我只惋惜人心不如文章长。”如此言论，引爆舆情风暴。白先勇、胡秋原群起执笔，《联经》社论直斥“文化掮客”。当局见势不妙，干脆断了聘书，一纸电令请其离台。
一九七六年冬，他带着仅剩的手稿回到东京，住进宫崎辉安排的公寓。日子过得清淡，却仍笔耕不辍。《今生今世》《山河岁月》先后付梓，他把与八位女子的因缘写得缠绵悱恻，却绝口不提当年血债。偶有记者登门，他总是哈哈一笑：“那是政治，政治如浮云。”说罢举杯，仿佛战火从未燃烧。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清晨，胡兰成因心脏衰竭死于东京墨田区小屋，终年七十五岁。三天后，日本《每日新闻》刊出讣告，美联社转电北美，仅寥寥百字。昔日“文胆”化为孤坟，最终连骨灰也无人迎回。曾经的锋芒与巧言，如同潮汐退去，徒留残沙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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