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七月的一个闷热午后，首都机场跑道上停着一架自香港起飞的专机。李宗仁挽着夫人郭德洁的手走下舷梯，这位曾任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桂系宿将，阔别大陆整整十六年后第一次踏上故土。他的目光在机坪上来回游移，像在确认某种久违的踏实感。
早在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宣布“引退”时，李宗仁临时顶上，成了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可那会儿，解放大势已成，南京城内外人心惶惶。李宗仁想学北洋旧例，划江而治，先保长江以南，再与共产党谈判。他派出代表与中共秘密接触，试图争取一纸停战协定。毛泽东的答复很干脆：“和平可以谈，但索要分江而治，绝无可能。”由此，“和谈”最终夭折。
蒋介石重掌大权后，先是以体检为名，将李宗仁“请”到美国，继而在一九五四年撤销其“副总统”职务。在纽约的十年里，李宗仁寄居唐人街一隅，靠稿费与演讲维生，日子谈不上穷困，却远非昔日叱咤风云的广西王。身边好友陆续回到北京，让他格外落寞；加之台湾当局对其冷遇，他暗下决心：“终有一天，得回去看看。”
周总理注意到了这根仍有影响力的政治“活棋”。从一九六一年起，途径港澳、越南的劝返工作悄悄展开。几番周折，李宗仁终于松口。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他与夫人乘船抵达香港，再换机北上。机场迎接队伍中，周恩来笑得分外热情，他轻拍李宗仁手臂，道一句：“老朋友，辛苦了。”记者们立刻把话筒塞到李宗仁面前，他顺势表态：“归来报国，责无旁贷。”
抵京第二天下午，中南海怀仁堂安排茶叙。毛主席步伐稳健，一进门便先招呼：“李先生远道而来，先练练水性怎么样？”原来主席知道李宗仁酷爱游泳，特地准备了泳池。两位政治宿敌的旧日锋刃，此刻全部收起，水波里只剩互相寒暄的声音。短暂畅游后，大家换上中山装，小范围座谈开始。
“愿为国家效力，但愿组织给个合适位置，方便施展。”李宗仁言语平实，却掩不住急切。身旁夫人也轻轻点头，眼里满是期盼。屋内气氛一瞬间凝住，工作人员屏息。主席慢慢端起茶杯，只说了四个字：“以后再议。”语气不疾不徐，既不拒绝，也不允诺。
会后，毛主席向身边人解释：“他才回来，先让他走走看看，心里的弦要松下来。”随后，中央决定给李宗仁以“全国政协常委”名义安排住所和医疗，但不授予更高职衔。对外却不吝礼遇——北京饭店设国宴，菜品延续民国旧交情的桂林味道，甚至上了他爱吃的荔浦扣肉。
酒过三巡，李宗仁再提愿望：“我年过七旬，时日不多，更想抓紧干点事。”毛主席举箸示意，淡淡答道：“事业多的是，先熟悉情况。”身旁的贺龙元帅插句玩笑：“李兄，你得多跑跑，多看新中国的面貌，才知从哪下手哩。”席间哄然一笑，尴尬被化解。
随后数月，李宗仁与夫人沿着京广线一路南下，成都、重庆、武汉、长沙、广州皆留下足迹。他惊讶于沿线工地上林立的脚手架，也听到某些百姓对物资短缺的抱怨。走访完韶山，他对陪同人员感慨：“山沟里能有这样的水电站，真是不易。”桂林老乡得知他回国，扶老携幼迎在江边，锣鼓喧天，李宗仁一度哽咽。
一九六六年初春，他向中央呈交《南方经济建设与交通整合设想书》。字里行间仍保留军人式果敢，却比十数年前多了几分沉稳。他建议以湘桂铁路为脊梁，加密西南—华南的运输网络，支持铝土矿外运；又提议在柳江上建设水电枢纽，减轻沿岸洪患。文件送到毛主席案头，批示两字：“可议。”随后转交国务院、铁道部研究。虽然提案并未立即付诸实施，但不少观点在后来“华东—西南”线扩能时得到吸收。
值得一提的是，李宗仁回国后依旧保持强烈个人风格。他常穿一袭改良马褂，手拄文明杖，出入胡同口与小贩讨价还价。警卫员提醒他注意身份，他摆手笑道：“我是回乡的老兵，怎能与百姓隔心？”这种“平民范儿”，反倒拉近了他与周遭邻里的距离。
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风暴来得太快。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造反派抄家风声四起。考虑到其特殊身份，中央将李宗仁夫妇提前送往桂林疗养。然而，山水情怀也难抵病体日渐衰弱。六八年底，他病危，周总理亲自批示全力救治。次年一月三十日，李宗仁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八岁。
外界始终好奇：如果当年毛主席爽快答应“副国级”，是否能再造一个传奇？历史没有假设。对李宗仁来说，归根究柢是要在故土落叶。对新生的共和国而言，以礼相待而不过分让权，方能昭示原则。毛主席那句“以后再议”，既是筹码留白，更是一种大局观的体现。今天翻检档案，依旧能察觉那份拿捏分寸的政治艺术。
李宗仁的归来，在当时确实产生了不小震动。对尚在海外观望的旧政坛人物而言，这是一次公开邀请，却也是一次清晰暗示：新时代已经展开，旧章程已成往事；要想出力，先要理解新规则。李宗仁走南闯北数十载，终究在故乡山水间安息，他的选择成为许多人的参照。毛主席以四字作答，看似云淡风轻，却把握住了新中国政治接纳与制度原则间的平衡，这才是那段历史中被频频忽视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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