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清晨,京山南街的车站来了两位陌生人——一位步履蹒跚的中年妇女与一个黑瘦少年。妇人怀里紧紧抱着一只木盒,像是怕碰碎了什么。问路的人得知,她叫张顺娇,少年名周添元,而盒里装着周述武的骨灰。消息顷刻间传开:当年的援藏干部、二十八年前叛逃印度的周述武,终于“回家”了。

县里临时决定派车送他们去周家祖坟。路不远,仅二十多里,却走得格外沉重。车厢里,张顺娇声音嘶哑:“他生前求了好几年,都没捱到体力恢复,如今只能带一捧骨灰回来。”少年低着头没吭声,手掌却覆在木盒上,关节发白。陪同的干部想起档案中那段尘封往事,不由得叹气:“这就是历史留下的疤。”

时间要拨回到一九五一年夏天。西藏和平解放后,大批内地干部翻山越岭进藏开展民主改革。那一年,三十七岁的周述武离开湖北老家,只给妻子周德芳留下一句“干完三年就回”,便踏上了雪域高原。谁也不会想到,三年期满,他却走上了另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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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日喀则,周述武火力十足——土改、修路、办夜校,天天在最偏远的牧区跑。地方党委看中他的干劲,提任江孜县委副书记。可高原上的政治空气变化快,六十年春节前夕的一次会议成了转折点。周述武当众说了句“僧侣也能做朋友”,原本无心之语,却被同僚认定“立场不稳”。会后,他吃了党内警告,撤职停工。自尊心受创,他郁郁数月,那股劲头一夜间没了。

就在迷茫最深时,一个名叫丹珠的女翻译闯进了他的生活。丹珠国语流利,笑容热烈,与周述武多次出入上层贵族的寺院,为他牵线搭桥。一位地位显赫的活佛送上金表,说是“友情见证”。风口浪尖,金表反成利刃。有人当面质问:“你这是被统战了?”周述武面红耳赤,百口莫辩。随后又接到上级急电,命他立刻赴地委说明情况。惶惶不安之际,丹珠低声劝他:“走吧,去印度。那里有人接应,金子也替你备下。”她递来一小包黄金,“留在这儿,早晚出事。”

六十年八月三十一日夜,周述武带着二十份机密文件和三支枪,牵着丹珠越过南迦巴瓦雪岭。几天后,印度边防部队在阿鲁纳恰尔邦将他们“保护”起来,各路外媒随即把他捧成“叛逃英雄”。他曾对着话筒迷茫地说:“我愿意讲真话。”可很快发现,记者只要他一句——“中国不自由”。之后的八行字,统统被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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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扎心的在后头。丹珠卷走大半黄金,留下一纸分手信。印度政府安排的优待金坚持不到两年便停止发放;外国情报人员也懒得再理这位“旧闻人物”。谋生的差事,从给华人商店搬货,到蹬人力车,最后停在一间门脸巴掌大的小饭馆。招牌写的是粤菜,实际上不过面条加咖喱——附近的工人吃得顺口,他也就赖以糊口。

转眼七十年代。与广东籍寡妇张顺娇结合,是命运给他的第二次家庭。婚后两人抱养了一女一子,小日子紧巴却温暖。可连年操劳让这个昔日意气风发的援藏干部积劳成疾,慢性肝病缠了他整整十年。屋子里堆满空药瓶,墙角却蹲着越来越大的孩子。生活的拮据,让他愈发想起湖北老屋的桂花香,“要是能回去就好了”,这是他常念叨的梦。

一九八六年,契机终于出现。旅印华侨把国内最新政策带给他:回去认错,国家照样接纳。那晚,他伏在桌前写了四页信纸,字字剜心。信里有一句话很重:“活着回不得,死也要葬在家乡土。”京山县很快回信,肯定其认错态度,欢迎归来。读完信,他泣不成声,反复对妻子说:“还有机会。”

然而病情不给情面。八八年二月,他躺在木床上,握住张顺娇的手:“告诉家乡,我愿立遗嘱,骨灰一定要回去。”话音落下,人已气若游丝。当夜子时,雨点拍屋檐,印度医生宣告他心跳停止。华人朋友凑钱办了火化,张顺娇抱着骨灰盒守了一夜,眼圈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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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中波折接连不断。印度方面手续繁复,机票贵得惊人,若非老朋友们集资,母子俩根本踏不出德里的闷热机场。飞机在北京降落时,已是初夏。那几天,首都的雨下得很大,站在舱梯口,张顺娇让儿子把骨灰盒贴在胸口,说:“这是你爸爸的心,他回家了。”

京山县对这对归来母子伸出援手——粮本、公寓、补助、学费全包。这不是破格,而是对政策的兑现:来去自由,改过自新。周添元在镇小学读书时,总觉得低人一头,可每当老师拿出县里寄来的减免通知,他会抬起头,感觉老屋后那片竹林在为自己摇叶子。

一晃八年,周添元职高毕业,被分到县钙塑厂,成了正式工。张顺娇搬进了福利社旁的半间平房,日子虽清淡,却再不用担忧明天柴米。有人好奇问她:“你们回来啥都没带,政府为啥还帮?”她笑了笑:“回家的人,家里就得收。”

周添元偶尔翻开父亲留下的破旧日记,墨迹斑驳:一页写着“新辟十三亩麦田”,一页写着“收表事误己”。最末一页贴着泛黄的两寸黑白照,那是周述武三十七岁时在日喀则的合影,眉宇间透着锋利。再往后,是空白。孩子轻声说:“爸当年在雪山上走丢了,现在该安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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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过去,那个坟头草已长至半人高。清明时节,邻村老人常见张顺娇带着小板凳坐在坟前,数着那些年轻岁月的得与失。她没读过几本书,说不出大词,却记得丈夫入藏前给乡亲挥手的样子,也忘不了他夜里自责梦呓里的“对不起”。于是,每到傍晚,她都把随身钥匙挂在坟边树枝上,像是在告诉逝者:家就在不远处,想回就回来,门永远开着。

周述武的故事被地方档案馆整理,标题是《叛逃者的忏悔与归土》。信件、批示、旅印侨胞的佐证材料,一并封存。偶有研究者来查阅,惊讶于那一摞尘封的电报:六十年代,他被各路敌对电台吹成“湖北的切·格瓦拉”;八十年代,他在德里开饭馆的执照还被拍成照片,贴在不起眼的角落。

有意思的是,昔日战友听闻其骨灰归来,并未多言苛责。有人在祭文上写了一句:“是非功过,自有春秋。”他们知道,那个年代的山口弯多,走错一步,再想回头,常需用半生去偿还。若干年后,新一批年轻人到京山采访,镇里的老人抬手指向那片坟冢:“记住他,也记住那段路难走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