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堂里，一个从安徽赶来的女人，哭到几乎昏厥。她不是亲属。是三十九年前，聂卫平家里请的保姆。
2026年1月17日，北京协和医院西侧的殡仪馆角落里，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瘫坐在地上，哭得几乎昏厥。
她穿着一件略显旧色的棉衣，头发没有打理，哭声压抑却撕裂。
工作人员刚开始以为是远房亲属，劝了几句，她抬起头说了一句：“我不是亲戚，我是他家以前的保姆。”
现场一瞬安静了，旁边有人小声议论：谁家的保姆能哭成这样？
她叫龚义霞，安徽六安人，三十九年前，她在北京胡同里聂家做保姆。
那年，她十九岁，聂卫平三十七岁，被称为“棋圣”，刚刚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连胜日本六名顶尖高手，中国围棋从那一刻真正站了起来。
而龚义霞，仅仅是那个时代数百万北漂中的一个。
她之所以能走进聂家，是因为聂卫平的二姐介绍，龚义霞做事利索，嘴巴紧，脾气好。
她不是那种会说漂亮话的人，但她把衣服洗得干净，饭做得可口，老人孩子都照顾得服服帖帖。
聂家那个时候不算富裕，但从不拿她当下人，聂卫平每次比赛回来，总会顺嘴问一句：“义霞，今天吃什么？”
冬天里他回家晚了，还会从胡同口带回一碗热豆腐脑，说：“给你也带了，不够我再去买。”
这些事龚义霞从没忘，那时候她想，原来人和人可以不分贵贱。
1987年，她突然扛不动东西，背痛得厉害，去医院检查，是脊椎巨骨瘤，医生说得直接，得开刀，还不一定能恢复。
她怕拖累人，辞了工，回安徽老家，回去前，她写了一封信寄给聂家，但没说病情，只说“感谢这些年的照顾，现在想回去陪伴父母，今生有缘再见。”
信寄到北京两天后，聂珊珊读完就哭了，她是聂卫平的妹妹，也是当时家里最细心的一个人。
她敏感地觉察到，这封信像是诀别信，聂卫平看完没说话，抽完一支烟，起身就说：“去找她。”
1987年，2万元手术费是普通家庭无法承受的天文数字，但聂家没犹豫，先是变卖了一些值钱的东西，又托人联系媒体，甚至找到围棋协会发起募捐。
那时没有微博、没有众筹，靠的是报纸、广播、电台一点点传播。
一个多月后，《北京日报》登了整版报道：“一个保姆的命运，牵动了棋圣一家。”
1988年年底，龚义霞回到北京，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聂珊珊几乎每天都在病房外守着，拿着热水壶给她擦身、喂饭。
医生说这是奇迹，病人从瘫痪边缘抢回来了。
1989年春节联欢晚会，倪萍在现场讲述了这个故事，韦唯唱响《爱的奉献》，“这是一首歌，我们每个人都能唱……”
镜头扫过台下，龚义霞和聂珊珊坐在一起，相拥落泪，许多年后再听这首歌，龚义霞说：“那晚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
她没再回北京常住，病愈后，她在老家六安开了家小杂货铺，也嫁了人，生活简单，但她从未忘记北京的那段岁月。
她在屋里挂着一张老照片，是她和聂家人在春晚后台的合影。
2009年，聂卫平在安徽参加一个围棋推广活动，悄悄打听她的下落。
2011年，他们在六安一家酒店重逢，那天聂卫平穿得随意，进门第一句话是：“你身体怎么样？”
她笑着点头，眼圈却红了。
在外人看来，这只是一次“旧人相见”，但她知道，他还记得她，这份记得，比什么都贵重。
聂卫平晚年身体不好，糖尿病、高血压、心脏问题接连不断，2026年初住进医院，几天后病危。
龚义霞没有第一时间赶来，她怕打扰家属，直到看到讣告，她才从安徽赶来，一路坐了八小时高铁，凌晨五点到北京，拖着箱子直奔殡仪馆。
“他帮过我，他是我命里的贵人。”
这句在灵堂外说出的话，被一位媒体人记下，发到了微博，三天内转发数万次。
有人觉得她“过了”，可她知道，命运给她的不是“工作机会”，而是一线生机。
她说：“我在北京那几年，没被人瞧不起，没被当佣人看，我生病的时候他们比亲人还亲，我能活到现在，是他们给的。”
这是她的真话。
也有人反思：在充满功利关系的现代社会，这样的故事是不是越来越少了？雇主与保姆，早已被一张张合约和条款绑得死死的，连微信都不一定互加。
可在那个日子拮据但人情浓重的年代，人与人之间还有空间去关心、去付出、去相信。
聂卫平是棋圣，他在棋盘上输赢无数，可在生活里，他做的这件事，毫无算计，他的家人也没有因为“她只是个保姆”而犹豫，这种选择，本身就不寻常。
龚义霞哭，不是为了名人去世的悲伤，而是一个普通人对她曾经被真心对待的回应。
她没什么文化，也不会说动听的话，她只是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她的感激和哀痛。
在媒体铺天盖地的悼念声中，这一幕显得格外真实，它不需要包装，不需要煽情，它本身就够动人。
我们活在一个信息爆炸、情感稀薄的时代，可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不一定是你给别人多少，而是你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站出来了。
时间会过去，记忆会模糊，但有些恩情，不会。
信源：大皖新闻——聂卫平家人:每次说起安徽他都会说到他家小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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