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冬天，西安的天气已经很冷。
凌晨的华清池，雾气弥漫，人影稀疏。
就是在这样的天色下，张学良的部队悄悄包围了蒋介石的住处。
当时谁也没想到，这场突如其来的“兵谏”，会让国共关系发生彻底转变。
可真正让人意外的，还不只是这场事变本身，而是它之前的沉默——红军已经到了陕北，蒋介石手头几十万大军，却迟迟没有动手。
这事儿要是放在前几年，简直不可想象。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时间往回拨一年多。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翻山越岭，几千人终于走到陕北，结束了长征。
长征开始时有近十万人，到了终点，只剩几千人，衣衫褴褛，粮弹匮乏。
说实话，那时候的红军，真是最虚弱的时刻。
按理说，这么好的机会，国民党应该一鼓作气，彻底解决这个“心头大患”。
可奇怪的是，蒋介石非但没动大军围剿，反而让红军在陕北站稳了脚。
这不是手软，而是他实在抽不出手来。
当时的西北局势非常复杂。
张学良、杨虎城两个人，名义上听命于南京，其实早已心生异议。
特别是张学良，东北丢了之后，一直背负着“不抵抗”的骂名。
他心里憋着一口气。
到了西北后，他开始接触红军，越了解越觉得不一样。
那时候的红军，虽然装备差，但天天喊抗日，真刀真枪去打日本人。
这和东北军当年被迫撤退的憋屈，形成了鲜明对比。
东北军里很多老兵私下议论：“我们装备比他们好，人数也多，怎么打不过？”后来在劳山、直罗镇两场硬仗里，红军小部队把东北军两个师干得七零八落。
这事儿传开后，张学良的士兵打心眼里佩服红军。
再打？真不想打了。
那时候的前线很奇怪。
红军和东北军隔着阵地互相打招呼，有时候还互送香烟，甚至故意留下几箱弹药让红军来“缴获”。
一次，红军侦察员夜里摸进阵地，发现敌人睡得正香，枪就靠在一边。
他没动人，只拎了一筐子子弹回去。
第二天对面还送过来一包饼干。
谁都明白，真打是不可能的。
杨虎城的态度也差不多。
他手上的部队是西北地方军，和中央军不是一条线的。
蒋介石一边命令他“清剿”红军，一边又削减他的人马，断他军饷。
意思很明白：你打得越凶，死得越快。
杨虎城当然不傻。
他清楚，自己只是蒋介石暂时用来挡在前线的“替身”。
真要血拼下去，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不仅如此，那时候蒋介石还有更头疼的事。1935年，红军在四川懋功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本来是个大喜事，但两支红军因为战略分歧很快分道扬镳。
张国焘坚持南下，中央坚持北上。
结果，红四方面军往川康方向去了，中央红军则继续往陕北走。
张国焘那边人多，目标大，蒋介石立刻调集二十多万中央军去堵他们的路。
薛岳、胡宗南都被派了过去。
中央红军那边人少了很多，蒋介石反而觉得“影响不大”，就先放了一马。
可谁想到，就是这“一放”，让红军在陕北扎下了根。
而这边刚调兵，那边又出乱子了。1936年5月，胡汉民去世。
这是个关键人物，一直是两广地方势力的精神领袖。
他一死，蒋介石立刻要求陈济棠、李宗仁这些人交出兵权。
结果人家不干，干脆起兵对抗中央。
三十多万地方军，一夜之间集结起来。
这就是“两广事变”。
蒋介石被迫把能调的中央军全拉去南方平叛。
西北那边，只能靠张学良和杨虎城。
可这俩人打心底已经不想打了。
到了1936年秋天，两广事变平了。
蒋介石飞到西安，打算亲自部署“剿共”大计。
他召集张学良和杨虎城开会，开口第一句话就是：“陕北必须清剿。”张学良劝他：“现在民心思抗日，不如缓一缓。”蒋介石没理。
几天后，又在公众场合训斥他们“阳奉阴违”。
这时候，张学良已经下了决心。
他和杨虎城密谈：“再劝他一次，不行就动手。”
12月7日，张学良最后一次去找蒋介石，谈了很久。
蒋介石态度很硬：“要打就打，不打就让你的人滚出去。”张学良没再说话，默默离开。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悄悄包围华清池。
蒋介石被带走的时候，还穿着睡衣，手里拿着一本笔记本。
杨虎城那边，也把陈诚等人控制住了。
事变一出，全国震动。
南京政府一度准备武力解决，红军也进入高度戒备。
可最后，在多方斡旋下，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这场事变本来是蒋介石准备“第六次围剿”的启动日，结果被改写成了“第一次合作抗日”的转折点。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轻视陕北红军的力量。
参考资料：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郭化若，《张学良将军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
金冲及主编，《蒋介石传（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
王树增，《长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陈铁健，《西安事变纪实》，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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