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春天，黄陂乡下的天还带着点寒意。
泥土路上，一队军车从远处缓缓驶来。
车子没停在村口，而是悄悄拐进了一条偏僻的巷子。
一位穿着军装的中年人下了车，站在一扇木门前，手举了又放，像是犹豫了很久。
门开了，是个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满头白发，腰有些佝偻。
她抬头看着他，眼神里有点疑惑，但更多的是客气。
她不知道，眼前这个人，不是客人。
是儿子。
可就在两年前，他来过一次。
还住在她家。
这事儿，要从1949年说起。
那年四月，渡江战役正打得紧。
大军南下，各地战事频繁，部队每天都在转移。
杜义德，那会儿是第三野战军某兵团的副司令员，带着队伍路过湖北黄陂。
说巧也巧，部队临时安排他在一个村民家歇脚，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安排的那户人家，竟然就是他自己的老家。
说起来，杜义德也是黄陂人，家里穷，兄弟姐妹多，能活下来的不多。
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小时候只读过一个月私塾，十四岁就被送去学木匠。
可那时候社会动荡，做工也不安生，老板凶，活儿重，人还常挨打。
日子太难。
他就这么熬着，没出路，也看不到头。
后来，他遇上了李先念。
那时候李先念在当地组织地下工作，杜义德就跟着他跑前跑后，慢慢接触了党的思想。
他开始明白，光靠忍是不行的。
这事儿得彻底变。
1929年，他参军了，成了红四方面军的一员。
从底层干起，打了不少硬仗。1936年的岷洮西战役，他带队冲进敌阵，硬是一个小时干掉了对方几个连，打得马家军连夜撤退。
战功一桩接一桩，伤也没少受。
他是那种打了仗不爱说话的人，可一拿起枪，谁都知道，前面那位就是杜义德。
几十年没回过家。
他也不敢回。
不是不想，是不能。
红军的家庭，在那个年代是很危险的身份。
不少老百姓都知道，谁家有个红军，轻则被盘问，重则有人抄家。
杜义德小时候走得早，后来听说母亲一个人苦熬了好多年，为躲避牵连，连“我儿子是红军”这话都不敢提。
村里人提起她，大多也只是摇头叹气。
那年他带兵回来，穿着军装站在母亲家门口，母亲没认出他。
其实也不能怪她。
几十年没见，儿子从一个瘦小木匠变成了军队首长，穿着跟过去完全不一样，脸也晒黑了，说话都带了点北方口音。
他进屋时，母亲正忙着烧水做饭。
几个战士坐在堂屋里歇脚，他坐在一边，谁也没多说什么。
他问：“大娘，家里几个儿子？”母亲抬头看了他一眼，神情有点紧张：“两个。”
他又问：“听说，大娘以前有个儿子是红军？”她脸色一下就变了，低声说：“这事，不能说。”
屋里顿时有些沉默。
他没有再追问，只是点点头，说：“那我见过他。
他挺好的。
等打完仗，应该会回来。”
第二天一早，部队就走了。
他临走前留下了一点钱，放在炕边，也没说是给谁的。
母亲一直没敢动那笔钱。
两年后，他真的回来了。
不是副司令员，是儿子。
那天他站在门口，母亲看着他，眼神一点点开始变化。
直到他说出那句话：“娘，是我。
义德。”
母亲再也忍不住，一把扑过来，两人抱头痛哭。
这事儿后来在当地传开了。
有人说，真没想到，那年住在她家的军官，竟然就是她儿子。
也有人说，其实她当年可能已经认出来一点，只是不敢信。
可这谁都说不准。
那会儿的乡下人，对“红军”这两个字太敏感了。
认亲之后，杜义德把母亲接去了部队住了一阵子。
后来因为工作调动去了江西，母亲又回了老家，但他每年都写信，隔几个月就打听一次身体怎么样、家里有没有缺东西。
他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但对母亲特别细心。
村里人私下说，他是当了将军，可心还在老家。
他没讲过这段事。
部队里的人有些知道的，也只是听说过。
他本人从不提起。
当年在母亲家住的那一夜，他写了个日记，后来在整理遗物时被找到，只有一句话：“夜宿故居，不敢认。”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
参考资料：
《杜义德将军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
李先念，《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黄陂县志（1949—198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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