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的台北北投，空气里透着一股难得的清爽。
张学良终于搬进了自己一手操办的新房子。
在被人像赶鸭子一样撵着跑了14年、换了无数个住处后，这位曾经呼风唤雨的少帅，总算在台湾这块地界上，给自己安了个真正意义上的窝。
可真正让他长舒一口气、觉得这日子又能过了的，并不是这栋漂亮的新房，而是人的离开。
那个像恶鬼一样死死盯着他、折磨了他整整25年的看守长刘乙光，终于滚蛋了。
这一切的背后，难道是蒋介石突然动了恻隐之心吗？
当然不是。
这是一场长达数年的精心布局，操盘手正是宋美龄。
她不仅送穿的、送用的，甚至不惜在众目睽睽之下，导演了一出“意外重逢”的大戏，只为给张学良争取一点点作为人的尊严。
这事儿，还得从三年前那次突如其来的造访说起。
时间拉回到1958年5月17日，那是张学良被押送到台湾后的第12个年头。
高雄西子湾的寓所里，死气沉沉，张学良正像往常一样打发着无聊的时光。
突然，门开了，一个身影走了进来。
张学良抬头一看，顿时手足无措——来人竟然是宋美龄。
没有任何提前通知，也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张学良慌乱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连忙冲着屋里大喊，叫赵一荻出来招待。
这是赵一荻平生第一次见宋美龄，场面一度尴尬到了极点。
要知道，宋美龄和张学良的原配于凤至是多年的“凤姐姐”，在她的价值体系里，赵一荻的身份实在算不上光彩。
在后来的信件往来中，宋美龄对此也是毫不避讳，她总是询问远在美国的于凤至和孩子们，对就在张学良身边的赵一荻，几乎只字不提。
寒暄过后，宋美龄支开了其他人。
在客厅里，张学良终于逮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面对这位老朋友，他压抑了多年的渴望喷薄而出，急切地说道：“愿为国家，在有限余生再有贡献。
想见蒋先生。”
宋美龄看着他，点了点头：“你从来是一爽直之人，你的话，我一定转达。”
这句话，成了张学良在随后几个月里唯一的精神支柱。
为了平复激动的心情，他带着赵一荻去了美浓中正湖、旗山中山公园。
他以为，笼子的门，终于要开一条缝了。
可偏偏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他在高雄等了一个多月，望眼欲穿，那边的消息却如石沉大海。
心里的希望一点点被掏空，剩下的只有无处安放的空虚。
屋漏偏逢连夜雨，1958年7月，张学良的眼睛出事了，看东西变形，黑影乱飘，医生诊断为中心性视网膜炎。
谁知道坏事反倒变成了转机。
9月4日，经蒋介石批准，张学良赴台北治病。
10月17日，北投幽雅招待所迎来了一位稀客——蒋经国。
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张学良抓住机会，再次表达了想见蒋介石的强烈愿望。
可蒋经国却是个打太极的高手，他避而不答，只聊生活琐事，最后轻描淡写地扔下一句：“如感寂寞，可以出去游玩。”
这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让张学良感到了深深的无力。
直到11月23日，在宋美龄和蒋经国的反复斡旋下，蒋介石终于松口了。
但这哪里是老友重逢，分明是君王召见。
半个小时的谈话，张学良在那儿掏心掏肺，倾诉这一生的委屈与抱负。
蒋介石却像尊冰冷的石像，每次只挤出几个字。
对于张学良最关心的“解除封禁”、“恢复自由”，蒋介石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提。
那一天，张学良的心彻底沉到了谷底。
他终于明白，所谓的“自由”，依然遥遥无期。
那种千恨万愁无人理会的绝望，像铅块一样，死死压住了他的精气神。
1959年，张学良带着失望回到了高雄。
身在美国的宋美龄听说了他的眼疾，5月下旬，特地带回一盏能调节各种角度的台灯寄给他。
这不仅仅是一盏灯，更是一个信号：我不曾忘记你。
两个月后，张学良为了迎接好友伊雅格，再次来到台北。
宋美龄没放过这个机会，7月25日，她把张学良接到了阳明山官邸。
这是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从大女儿张闾瑛的回国事宜，到美国钱款的管理，宋美龄一一过问。
临别时，宋美龄沉默良久，意味深长地说道：“你的问题，时间要久呐！
要有忍耐，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张学良听懂了。
既然凡人的力量无法撼动那座铁笼，那就借助“上帝”的力量。
1960年1月17日，宋美龄再访高雄，这一次，她图穷匕见，建议张学良信奉基督教，并安排董显光做陪读。
这是一步绝妙的棋：信教，就能平复心境，不再焦躁；信教，就能名正言顺地去教堂；去了教堂，就能被人看见。
1960年4月，张学良接到通知：即刻搬迁，定居台北。
他在日记里写得很明白：“说明系蒋夫人的意思。”
紧接着，1960年6月5日，大戏开场。
士林礼拜堂，国民党要员云集。
上午10点50分，蒋介石夫妇落座后，张学良和董显光才轻手轻脚地溜进去，缩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
没人注意到这个消失了几十年的幽灵。
11点30分，礼拜结束。
蒋介石夫妇起身离场，宋美龄一边走，一边微笑着向两旁的熟人致意。
快走到门口时，她突然停下了脚步。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她越过人群，径直向最后一排伸出了手。
全场愕然。
顺着蒋夫人的手，大家看到了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张学良。
这一握，石破天惊。
蒋介石夫妇走后，张群、何应钦等一众国民党元老蜂拥而上，将张学良团团围住。
激动、感慨、唏嘘，在那一刻喷涌而出。
张学良终于领悟了宋美龄的良苦用心。
她用这种极其公开、极其隆重的方式，向全世界宣告：张学良还在，而且他依然是我们的朋友。
那之后，笼子真的松动了。
莫德惠、伊雅格、王新衡夫妇开始频繁造访，张学良的社交圈子，活了。
有了社交，住在招待所就不方便了。
1960年6月27日，宋美龄再次出手：“你要自己选一块地，自己建房，大房小房皆可。”
张学良拿出了积蓄，在台北选地、盖房。
1961年9月，新家落成。
房子有了，人有了，但还有一根刺扎在肉里——刘乙光。
这个看守长脾气暴躁，穷凶极恶。
更可怕的是，他老婆是个疯子，整天在那儿骂骂咧咧，搞得张学良和赵一荻精神崩溃。
张学良忍无可忍，写信向宋美龄求救。
宋美龄没有废话，直接在蒋介石耳边吹风：“他们最不能相容的就是刘乙光那个疯老婆，继续这样，有一天，赵四会疯的。”
蒋介石哪怕心肠再硬，也得给夫人这个面子。
刘乙光，终于被调离了。
从1958年的惊慌失措，到1961年的安居台北。
三年时间，宋美龄用尽浑身解数，为张学良争来了盖房的权利、交友的权利、呼吸的权利。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收藏的那500多封信函，就是这段隐秘历史的铁证。
正如资深报人林博文所言，在张学良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涯里，宋美龄就像一位守护神，始终关照着他的生活。
但他真的自由了吗？
1961年的那个秋天，张学良坐在宽敞的新房里，看着窗外的台北。
表面上，他可以去教堂，可以见朋友，甚至可以去郊游。
但事实上，他依然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只不过，这只笼子从铁做的，换成了金子做的。
那个真正锁住他的“笼子”，那道无形的政治枷锁，依然死死地扣在他的脖子上，纹丝不动。
无论他走到哪里，身后那双监视的眼睛，从未消失。
普通人唾手可得的自由，对他而言，依旧是那样的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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