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故事为网友投稿，为保护投稿人隐私，文章所有中的人名均为化名，图片来源于网络
那年我二十二岁，她三十四岁。
她站在我面前，眼眶微红，声音却很平静："周建国，你愿不愿意娶我？"
窗外是1989年腊月的风雪，屋里炭火盆烧得通红。我愣在原地，手里的茶杯差点摔到地上。
这个女人是李秀兰，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全县最年轻的女干部。而我，只是她手下一个跑腿送信的通讯员。
她怎么会让我娶她？
事情还得从一年前说起。
1988年春天，我高中毕业两年了，一直在家务农。村里人都说我是个书呆子，念了那么多书，还不是得回来刨土坷垃。
我爹托了好多关系，终于给我在公社找了个差事——通讯员。说白了就是跑腿的，送文件、传话、骑着自行车满公社转悠。
工资不高，一个月三十二块钱，但好歹算有口饭。
报到那天，我第一次见到李秀兰书记。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站在办公室里跟几个干部开会。我敲门进去，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不是那种惊艳的感觉，而是一种说不出的气场。她的眼神很亮，透着一股子劲儿，像是能看穿人心似的。
"你就是新来的通讯员？"她问。
我点点头，紧张得手心冒汗。
她笑了笑，说："行，以后好好干。"
就这么简单，我开始了在公社的工作。
李书记在我们那儿是个传奇人物。她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主动申请回县里工作，三十二岁就当上了公社书记。
更难得的是，她不光学历高，能力也强。公社那几年搞得红红火火，办了砖厂、养猪场，还引进了一个罐头加工厂，老百姓的日子明显好过了。
但私底下，大家也议论她的家事。
她丈夫叫陈卫东，是县水利局的技术员，比她大两岁。两人是大学同学，结婚十年了，有个八岁的女儿叫陈晓月。
陈卫东人很老实，话不多，每次来公社接李书记下班，总是安安静静地等着。有时候李书记忙得顾不上回家，他就一个人把孩子接了，回去做饭。
公社里的人都说，李书记命好，找了个这么体贴的丈夫。
我当通讯员的头几个月，主要就是送文件、接电话、偶尔帮着跑跑腿。李书记对我不错，但也谈不上特别亲近，就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
真正让我们熟络起来的，是那年夏天的一场洪水。
七月份连下了半个月的雨，河水暴涨，下游好几个村子都被淹了。李书记带着人日夜守在堤坝上，我负责在各个点之间传递消息。
有一天夜里，我骑车送完最后一趟消息，回到临时指挥部，发现李书记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走过去，叫了声"李书记"。
她抬起头，我才发现她脸色苍白，嘴唇发青，额头上全是汗。
"书记，您怎么了？"我吓了一跳。
她摆摆手说没事，就是有点累。但她站起来的时候腿一软，差点摔倒，我赶紧扶住她。
后来我才知道，她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饭也没正经吃几口，是累加上饿，低血糖犯了。
我把她扶到车上，骑车送她回公社。路上她靠在我后背上，声音很轻地说："建国，谢谢你。"
那是她第一次叫我名字。
洪水退去后，李书记似乎对我多了几分信任。有些不方便让别人跑的事情，她会交给我去办。我也慢慢了解了她更多。
她是个工作狂，经常加班到深夜。但每次说起女儿晓月，她的眼神就会变得很柔软。她说亏欠孩子太多，等忙完这阵子，一定要好好陪陪她。
可惜这个"忙完这阵子"，似乎永远都没有尽头。
那年秋天，公社争取到一个重要项目——县里批了一笔资金，要在我们这儿修一座小型水库。这事儿要是办成了，下游几个村子就再也不用担心洪涝和干旱了。
李书记为这个项目跑了大半年，从县里到市里，从市里再跑省城。我见过她半夜还在办公室写材料，见过她感冒发烧还坚持去开会。
陈卫东来看她，劝她别太拼命。她笑着说，等水库修好就歇着。
陈卫东无奈地摇摇头，但还是默默地帮她收拾好第二天要带的材料。
十一月底，水库项目终于批下来了。
那天晚上，李书记破天荒地早下班，说要回家好好做顿饭，庆祝一下。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到公社上班。刚进大门，就看见几个人围在一起，神色慌张地说着什么。
我心里咯噔一下，挤进去一问，顿时愣住了。
陈卫东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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