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要判！都要重判！”
1979年的北京，空气里都透着一股子紧张劲儿。关于怎么收拾“那几个人”，会议室里的调门是一个比一个高，那架势恨不得把那几个人“一锅端”。
就在大伙儿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角落里一个瘦削的老人敲了敲烟灰，他只说了一句话，刚才还吵翻天的屋子，瞬间安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01
把时间条往回拉一拉，拉到1971年的那个冬天，那一年的北京特别冷，对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四个人来说，更像是直接掉进了冰窟窿里。几天前，他们还是出门警车开道、住着将军楼的大首长，手里握着的是千军万马的指挥权，那感觉就是整个北京城都在他们脚底下转；几天后，全成了阶下囚，这种天上地下的落差，别说是人，就是神仙也得懵圈。
最先炸毛的是李作鹏，这老头是个暴脾气，当年在东北战场上那是出了名的“李瞎子”，打仗不要命，性格也是出了名的又臭又硬。那天，看守给送来了一份饭：一碗清汤寡水的白菜，还有几个死面馒头，那白菜帮子看着就跟那几天的天气一样，硬邦邦的，没一点油水。
李作鹏盯着那个饭盆看了三秒钟，那种心理落差一下子就涌上来了，他突然“哗啦”一声，直接把盆给扣地上了，汤汤水水溅了一地，白菜帮子在那儿冒着热气。他当时就吼了起来，指着看守的鼻子问他们知不知道当年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在雪窝子里啃树皮都认了，现在没死在战场上，倒要在这儿受这种窝囊气。
这一嗓子，把看守的小战士吓得够呛，心想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当自己是司令呢？可李作鹏就是不服，他觉得，杀头可以，但在吃饭这事上羞辱他，不行。这事儿闹得挺大，黄永胜那边也跟着起哄，四个人像是商量好了一样，直接给上面写了封信，信里的意思很直白，就是要改善伙食，不仅要吃肉，还想喝点酒。
要知道，他们这帮人那是从东北的冰天雪地里滚出来的，那时候那是三步一个酒铺，五步一个烧锅，那几两烧刀子下肚，身上才暖和，这早就成了他们骨子里的习惯。
你猜怎么着？这信还真递到了毛主席手里。主席看了信，也没生气，就回了一句大白话，说他们有资格吃好，也有钱吃好。有了这句话，几个人的伙食标准立马从八毛钱涨上去了。但周总理做事细致，特意加了一条，说吃好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喝酒。为啥？怕这帮大老粗喝多了发酒疯，到时候更没法收拾，也怕他们借着酒劲儿胡说八道，坏了大事。
02
就在这几个人在监狱里为了一口吃的闹腾时，外面的江青可没闲着。这女人心眼儿多，她琢磨着，这“四大金刚”倒了，正好是个机会，得趁热打铁，把跟他们有牵连的人全给扫进去，最好是能把火烧得再大一点。
她在会上那是阴阳怪气地说，要给黄、吴、李、邱的交代划个范围。这话听着像是公事公办，其实谁都听得出来，这是要“扩大化”，要把火往更宽的地方引，恨不得把跟他们说过话、握过手的人都给牵扯进来。
那段时间，吴法宪在里面被提审得都要崩溃了。这胖子胆子小，心理防线也最脆弱，为了保命，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知道的、不知道的、甚至是江青想让他说的，全给说了。他以为只要交代的够多，就能换来宽大处理，殊不知外面的形势早就变成了一锅乱粥。
但江青没想到的是，不管她怎么跳脚，这事儿最后还是被摁住了。上面给了个指示，就那一句话，特别耐人寻味，说是把黄、吴、李、邱特殊对待，不病、不逃、不死，其余不用管。这就像是把这几个人封印在了秦城监狱的高墙里，给他们画了一个圈，既不让他们死，也不让他们活得太痛快，就这么耗着。
外面的世界翻天覆地，他们就在里面大眼瞪小眼。这一关，就是整整八年。这八年里，卫戍部队换了一茬又一茬，看守的战士都觉得这任务越来越轻松，因为这几个老头除了吃饭睡觉，也没别的能耐了。而这几位曾经在政治舞台上红极一时的战将，最难熬的其实不是伙食，是那种被世界彻底遗忘的孤独感。
03
转眼到了1979年。这个时候，四人帮已经倒台了，国家开始拨乱反正，这几个人怎么判，成了摆在桌面上的一道难题。当时很多人心里憋着一股火，觉得这帮人跟四人帮是一丘之貉，祸害了国家那么多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起码也得是把牢底坐穿。
在讨论量刑的会议上，群情激愤。有人拍着桌子喊，说都是反革命集团，有什么好区分的？一视同仁！那气氛，简直就是要开批斗大会。就在这时候，陈云说话了。
这位在党内以“稳”著称的老人，慢悠悠地开了口。他的声音不大，但分量极重。他明确表示，处理“四人帮”和处理林彪集团，要有区别。大伙儿都愣了，看着他。陈云接着就把这事儿给掰开了揉碎了讲。
他的意思是，“四人帮”这些人那是纯粹的坏，文革十年坏事做绝，而且大家查查，他们在战争年代有什么战功？没有！但这几个人不一样。陈云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语气变得异常坚定，他说黄、吴、李、邱，这几个人是打出来的。在战争年代，他们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流过血的，是有战功的。一个是政治斗争，一个是刑事犯罪，这个界限，不能混。
这就叫一锤定音。陈云这番话，直接把这几个人的命给保住了，也给后来的判决划了一条底线：判是要判，但得留有余地，得认账他们当年的功劳。这就是老一辈革命家的胸襟和眼光，看问题不看一时一事，而是看整个人生，看整个历史。
04
1981年，这几个人陆续保外就医了。这结局，比他们自己想的要好太多。
吴法宪被送到了济南。这老头最有意思，以前那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连水都不会烧，现在为了过日子，硬是学会了生煤球炉子。刚开始，他连去菜市场买菜都不敢抬头，怕被人认出来，怕被人戳脊梁骨。结果呢？菜摊的大妈大爷们挺和气，看着这个胖乎乎的老头，还挺热情地招呼他，问他今天的萝卜不错，要不要来两根。
一来二去，他倒是成了个居家好老头。为了练做饭，他还专门买了个菜谱，戴着老花镜在那儿研究“油温七成热”是个啥概念，有时候还得为了几毛钱跟小贩讨价还价，那样子，谁能看出来这是当年的空军司令？
他在济南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安稳。平时没事就在家练练书法，他的书法还真有点功底，不少人还专门来求字。他也改了个名字，叫“吴呈清”，意思是想把过去的一切都像水一样澄清了吧。
还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吴法宪的女儿当年考大学，本来大家都以为政审这关肯定过不去，毕竟父亲是那个身份。结果空军党委专门给了指示，说吴法宪的女儿考大学，不受吴法宪的影响，考得上就上。这事儿让吴法宪感动得不行，他是真没想到，党组织并没有搞株连，这让他彻底放下了心里的包袱。
05
李作鹏被送到了太原，但他那股子倔劲儿是一点没变。晚年他想写本书，把自己的事儿记下来，也算是对历史有个交代。书稿写好了，找出版社。书商一看，说老爷子，这书能出，但您这名字太敏感，咱能不能换个笔名？哪怕用个化名也行啊。
李作鹏一听，眼珠子一瞪，胡子都吹起来了。他当时就拍了桌子，说自己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他是中国人，他的书就要署李作鹏的名字，要是不能署名，这书就算烂在箱子里，给老鼠啃了，他也绝对不改！这倔老头，到死都没松口。
他的妻子董其采也是个奇人，性格古怪得很，看谁不顺眼那是真敢骂人，但在李作鹏这件事上，那是铁了心地跟着。两人晚年在太原的一套公寓里，虽然没了当年的权势，但好歹是团聚了。
邱会作在西安，日子过得最安稳。他老婆胡敏是个老军医，把他照顾得妥妥帖帖。两人每天也就是逛逛街，买买菜，跟普通退休老头老太太没啥两样。邱会作身体底子好，走路都带风，说话声音洪亮，一点都不像个快九十的人。他平时最关心的就是国家大事，每天都要找邻居借报纸看，看得那叫一个仔细。
黄永胜在青岛，他和老婆的关系一直不太好，到了晚年也是一个人过。他在几个老战友里走得最早，1983年就病逝了。
现在回头看这事儿，不得不佩服陈云老爷子的智慧。那个年代，要把这碗水端平，太难了。要是当时脑子一热，把这几个人跟四人帮一样处理了，那不仅抹杀了他们前半生的功绩，也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有些账，得分两笔算。一笔是功，一笔是过。功过不能相抵，但也绝对不能相混。
这几个人的晚年，虽然没有了当年的显赫，但也算是有个善终。对于那个动荡的大时代来说，这或许是最好的结局了。
陈云的一句话，保全了历史的体面，也让这几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最终能以一个普通老人的身份，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那年李作鹏书没出成，稿子真就在箱底压着了。
他说给老鼠啃也不改名，其实心里比谁都清楚，那名字背后背着的是啥。
直到2009年他走了，那堆手稿还在那放着，跟他那脾气一样，硬邦邦的，一点没变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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