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不久，北京西郊的新建指挥所里灯火通明。刚从大西南前线调来的周士第，正伏在灯下核对第一批防空兵器的布阵图。电台里不断传来志愿军高炮部队击落敌机的捷报，他却只是轻轻说了一句：“备份预案，再细看看。”这位年近半百的新中国首任防空兵司令，用这样简短的话，开启了自己在新中国的最后一场硬仗。很多人不知道，若非一段被迫的“缺席”，他本应与彭、贺等人一道出现在开国大将的行列。
把时间拨回到1900年1月，海南琼海一户普通人家中诞生的那个男婴，就是日后在南昌城头指挥过起义的周士第。1919年五四风潮波及南天，他跟随先烈奔走呼号，成为归侨子弟里最早的革命青年。1924年夏天，黄埔军校一期录取名单贴出，他名列其中，并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没过多久，他披挂上阵，成为“陆海军铁甲车队”副队长。深圳战斗七处浴血、仍能断后突围，这是他第一次在战火中留下对革命的誓言。
铁甲车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出任团长，周士第是“一营之长”。汀泗桥、贺胜桥连战连捷，武昌城下，他当众写下绝笔，“死不足惜，誓为民前驱”。硝烟散尽，军功累积，他被推上独立团参谋长、代理团长的位置。此时的周士第，已是精兵悍将，而命运的岔路却在逼近。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炮声震动大江南北。聂荣臻率第25师参战，周士第担任73团团长，不到一周即被推为全师师长。两位后来封为元帅的朱德、聂荣臻，在那一役中都是他的下级。可惜大潮逆转，起义失败，部队南撤。三河坝一战，周士第与朱德、陈毅并肩血战三昼夜，弹尽粮绝后才突围。撤退途中，前线参谋焦急地说：“师座，快走吧！”周士第摇头：“我要最后一个撤。”最终，他接到中央指令，携暗号北上，却自此与朱、陈、王等人分道。正是这次离队，给他日后党籍认定留下悬案。
抵港后，他染上疟疾，贫病交加。50块大洋救命钱是老乡张云逸塞到他手里的；又在舊友陈超鹏劝说下漂洋过海到南洋疗病。动身时无人知会中央，这一走就是近三年。等他听说国内烽火再起，立刻回转西安，协助邓演达秘密联络抗蒋，却因叛徒出卖被捕，押解南京，列入死囚名单。狱中风声鹤唳，他在昏暗的囚室里用手指在墙上刻下“革命未竟，岂可先死”八字自励。若非宋庆龄两度面见蒋介石，力陈其无罪，周士第恐怕已经埋骨雨花台。
获释后，他投身19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硝烟弥漫，他再度挂帥参战。此间，他悄然与党恢复联系。1934年冬，福建事变失败，他辗转入中央苏区，随后随红军踏上西征之路。1935年10月，在陕北吴起镇，董必武、罗贵波为他重新办理了入党手续。自此，档案里记下“党龄自一九三五年十月起算”。前后差了十一年——这道短缺，便是当年那趟南洋之行的代价。
红15军团、红二方面军、八路军120师、西北野战军、华北第一兵团，辗转千山万水，他在徐海东、贺龙、徐向前、彭德怀的指挥席旁扛着参谋长或副司令的职责。直罗镇、晋中、太原、扶眉、兰州、成都，场场硬仗都有他的身影。战后有人打趣：“老周也该是大将吧？”他摆摆手，“能把活干好，比肩章更重要。”
新中国成立，国土待守。1950年10月，中央命他组建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短短数月，周士第就在东北平原布下多道防空火网。志愿军作战期间，美机日夜轰炸，然而从鴨綠江到新义州，越来越多的入侵者被击落。后来杨成武接任司令部，他则去训练总监部任副部长，继续为全军培养指挥人才。1955年授衔，周士第佩戴上将肩章——距“大将”只差一步，却无人为此惋惜，因为他从未计较。
生活里的他依旧节制。组织安排进驻北京大水车胡同那所带假山喷泉的宅院，他看一眼就回头：“留给别人，我住不来。”最终，他选了普通宿舍。到外地调研，常挤硬座，身边人不忍，他笑说：“革命几十年，车票好像最不重要。”同事劝他写回忆录，他总以“再等等，资料未备齐”推辞。直到辞世，也只留下几本泛黄的笔记。
1979年6月30日，周士第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九岁。追悼会上，中央特别指出：周士第同志入党时间应从一九二四年算起，党龄恢复。仪式很简朴，花圈不多，却站满了当年跟他出生入死的“老二方面军”将士。人们在灵堂外轻声提起，若无那场南洋漂泊，老周的肩头大概会缀上“大将”金星。但他自己生前常说：“军衔是组织给的，革命靠的是脚下这双鞋。”话音平淡，却把一生写在了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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