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报告狂犬病发病244例、死亡233例，死亡率超过95%。
数据一经披露，立刻引发了医学界和公众的警觉，因为这是自2020年以来，我国狂犬病发病和死亡数字的最高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沉重的报告背后，一段来自上世纪50年代的尘封记忆也被重新提起——彼时的中医医案中，曾有过治愈狂犬病的成功记录，但在现代的公共卫生记录中，此类案例却早已消失无踪。
死亡高峰重现
狂犬病被称为一种“一旦发病，死亡率几乎100%”的疾病。近年来，我国狂犬病防控形势经历了显著的起伏。
在2006年国家实施综合性防控措施后，狂犬病病例在2007年达到约3300例的顶峰，随后经历了长达16年的下降期。
然而，这一趋势在2024年被打破，病例数较前一年激增超过30%。2025年的疫情继续呈现“陡增之势”，发病数和死亡数相比2024年均增长了约50%。
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仍有约4000万的狂犬病暴露人群，而暴露后人群的疫苗接种率仅为35% 左右。这为病毒的传播留下了巨大隐患。
尘封的“治愈”档案
在现代医学对狂犬病“无特效疗法”的结论下，我国上世纪中期出版的医典和期刊中，却保留着少数用中医药成功治疗狂犬病的记录。
其中，黄道六医案是流传较广的一例。据《江苏医药·中医分册》1979年刊载，1956年8月，在某某县人民医院进行中医治疗“乙脑”试点工作的黄道六医生，接诊了一位病情严重的狂犬病患者。
患者“不能见水，喝水时要用毛巾遮目”，典型的恐水症状表明病情已进入发作期。西医认为疫苗“效果不显，别无良法”。黄道六遂开具了源自中医古籍《金匮要略》的“下瘀血汤”方剂。
患者服药后次日，排出大量“恶物”，怕水症状减轻，连续服药后，“恶物下尽，病亦霍然”。医案末尾，黄道六记录道：“余用本方治疗狂犬病多例，屡试屡验”。
逐渐消逝的“轨迹”
然而，这些零星的个案，在随后的官方公共卫生记录和学术研究中，逐渐淡出了主流视野，几乎成了一段被遗忘的“轨迹”。
1980年，《成都中医学院学报》刊登的《扶危散为主治愈狂犬病1例报告》中，开篇便引用了一份覆盖全国的统计数据，指出“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广西、黑龙江、江西、四川等地区共有狂犬病2400余例，无1例治愈”。
该报告直言，作者所在医院过去收治的狂犬病病例“亦全部死亡，病死率达100%”。这与黄道六医案中“屡试屡验”的记载，形成了巨大的矛盾。
这种矛盾揭示了一个现象：上世纪50年代医籍中记载的成功个案，其“治愈”结论在以西医为主导师的主流医学界并未获得普遍承认，逐渐消失在公开的统计数据中。
现代医学的审视与困境
今天，现代医学对狂犬病的认识已非常明确。它是由狂犬病病毒（RABV）感染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传染病，病毒主要攻击中枢神经系统。
目前，全球公认的、唯一有效的预防手段是在暴露后尽快、规范地接种狂犬病疫苗和免疫球蛋白。一旦发病，现代医学尚缺乏特效治疗方法，致死率接近100%。
因此，那些历史医案中的“治愈”记录，从未被现代循证医学体系所验证和接纳。它们更多被视作珍贵的历史医学文献和临床观察记录，其价值在于为后世研究者提供线索和思考，而非直接的治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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