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那个深秋，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
一位浑身是血的红军排长，左眼瞎了，右胳膊被子弹打穿废了，手里却被硬生生塞进10块现大洋。
这是在漫漫征途的寒风里，最残酷的一笔交易。
野战医院的院长也是没办法，看着他那副随时可能断气的样子，只扔下一句话：部队要急行军，带不走重伤员，这10块钱就是最后的“买断钱”。
对于当时的普通人，拿着这笔巨款回老家买几亩地，这就是捡回一条命的最好归宿。
可这个叫滕海清的排长，死死攥着那几块带血的大洋，觉得这是奇耻大辱。
在他眼里，钱是活人的身外物，但离开了队伍，他就成了没人要的孤魂野鬼。
接下来的操作，简直让人不敢信。
一个独眼龙，拖着一条残臂，在黑夜的泥泞里跌跌撞撞，不知道摔了多少个狗吃屎的跟头，硬是像个疯子一样追上了大部队。
他冲到师长面前，就把那10块大洋往桌上一拍，那种绝望和倔强，把在场的人都震住了。
这一幕，成了滕海清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很多人知道滕海清，是因为1955年他肩膀上挂着中将的金豆子，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军旅生涯其实就是一部充满了黑色幽默的“过山车”。
而那个在关键时刻把他留下的师长，正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倪志亮。
这两人能扯上关系，说起来还有点搞笑，全靠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盗马案”。
时间得往前倒倒。
那时候滕海清还没缺胳膊少腿，年轻气盛，为了显摆自己本事大，私自扣下了战场缴获的两匹战马练骑术。
这在当时可是私吞战利品的重罪，搞不好要掉脑袋的。
偏偏这一幕被顶头上司倪志亮撞了个正着。
一般的兵早就吓尿了，但滕海清脑子转得比轮子还快，立马翻身下马，把脸一抹，一本正经地胡扯：“首长，我这是再帮您驯马呢，正准备给您送去！”
这句机灵的谎话，不光救了他的命，还让倪志亮记住了这个胆大心细的刺头。
几天后调令下来，滕海清从连长变成了通信排长。
表面看是被贬了，其实这个排长管的是全师营级干部的通讯，妥妥的明降暗升。
正是这份“不打不相识”的交情，让倪志亮在滕海清重伤被遣散的那个鬼门关，亲自出面把他留在了队伍里。
如果说“盗马事件”是滕海清的职场求生术，那么他在川陕根据地的“创业史”，简直就是现代商学院的经典案例。
那是红军在四川立足未稳的时候，为了扩大地盘，倪志亮给了滕海清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带一个通讯员和30条枪，去敌人窝子里拉起一支队伍。
为了刺激这个猛人，倪志亮甚至玩了一把现代企业才有的“对赌协议”。
他给滕海清画了一个巨大的“饼”：你能拉来多少人，我就给你多大的官；拉来一个团你就是团长，拉来一个师你就是师长。
这种“空白支票”在正规军里几乎见不到，但对于滕海清这种草莽出身的人来说，这就是最猛的兴奋剂。
滕海清带着30条枪就出发了。
但他没像土匪那样去抢人抢粮，而是精准地抓住了乱世里最核心的痛点：土地。
他像个精明的天使投资人，把从地主那夺来的土地和粮食作为“原始股”，直接分给了最底层的农民。
在那个饿殍遍野的年代，谁能给农民一口饱饭，农民就把命交给谁，这道理比什么主义都好使。
这种简单粗暴的契约关系，让滕海清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疯长。
仅仅几个月，他就从30条枪发展到了300多人的正规武装。
当他带着这支生力军回到师部时，连当初“画饼”的倪志亮都大吃一惊。
组织也没含糊，直接兑现承诺，将这支部队编入主力，滕海清也如愿当上了红军特务连的指导员。
这段经历，堪称红军时期“借壳上市”的神操作。
可是吧，老天爷似乎总喜欢跟滕海清开玩笑。
他的晋升之路，永远伴随着惨烈的流血和归零。
就在他刚当上特务连指导员没多久，在反六路围攻的战役里，他又一次因为冲得太猛遭遇重创。
这一回，子弹直接打穿了他的脖子，差点就把颈动脉给割断了。
虽然命大没死，但他再次失去了在一线带兵的能力，不得不回后方养伤，职位也跟着一撸到底。
从连长到排长，从独立大队领导到伤病员，再到后来的团级干部，滕海清的履历表上全是“受伤—降职—立功—升职—再受伤”的死循环。
这种常人根本受不了的大起大落，硬生生把那个骑着战马显摆的毛头小子，磨成了一块滚刀肉。
他不再是为了显摆，而是为了生存，为了赢。
回过头看滕海清的前半生，你会发现他压根不是什么自带光环的“天选之子”。
他是放牛娃出身，从小受尽地主欺负，参加革命最初可能就是为了不再挨打。
但他身上有种那个时代最宝贵的东西：像野草一样疯狂的生命力。
被遣散时死皮赖脸要留下，被降职时毫无怨言接着干，给他点阳光他就灿烂，给他几十条枪他就能拉起一个营。
这种人，你根本打不倒他，除非你把他彻底弄死。
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当那枚金色的中将肩章挂在他肩头时，不仅仅是对战功的表彰。
那是对他那双几乎失明的眼睛、那条被打穿的右臂、以及脖子上那道惊心动魄的伤疤，最狠的致敬。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猛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不为高官厚禄，只为争一口气，拼出一个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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