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富越不愿生育？城市化程度越高越抗拒生娃？
这种认知可能站不住脚。
最新披露的广东省人大会议《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2025年，广东已连续六年稳居全国唯一出生人口突破百万大关的省份。
换言之，广东已连续八年领跑全国，稳坐“第一生育强省”宝座。2024年，全国每十名新生儿中，就有一名诞生于岭南大地。
这份亮眼成绩绝非运气使然，而是一套立体化支撑体系在持续发力——源源不断的青年迁入潮、根植深厚的中华家国伦理、精准务实的公共政策供给，三股力量交织共振，共同绘就了广东独具辨识度的人口发展画卷。
人口结构年轻化是广东孕育新生的“压舱石”
为何偏偏是广东脱颖而出？并非其他地区缺乏意愿，而是广东率先破解了最根本的命题：生育主体在哪里？
须知，生育行为的前提，是拥有规模充足、处于婚育黄金窗口期的青年人口。这一点上，广东从起跑线就占据了显著优势。
截至2024年末，广东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8484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为66.38%，高出全国均值逾5个百分点。
按此推算，全省正处于20至35岁核心生育年龄段的青年人口接近9000万。
相较之下，东北、西北多地则面临青壮年持续外流困局，留守群体以老年人和学龄前儿童为主，客观上已丧失大规模生育的人口基础。
尤为关键的是，广东不仅本土青年基数庞大，更具备强劲的“人口虹吸效应”！
珠三角城市群中的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已成为全国青年就业创业的首选高地，每年吸引超百万来自湖南、广西、江西、四川等地的年轻人奔赴而来。
他们不是短期过客，而是怀揣职业理想与生活规划的实干者——应届毕业生、技能型蓝领、新兴行业从业者，在这里扎根落户、安顿家庭，工作两三年后收入渐趋稳定，婚姻与育儿便自然提上日程。
以东莞为例，当地72%的新生儿父母为外来务工人员，相当于每三位东莞宝宝中，就有两位出自“新广东人”家庭。
这些年轻人为何选择在广东组建家庭、养育后代？答案直白而有力：只要踏实肯干，收入就有保障。
珠三角常年存在约200万人的用工缺口，无论是进入智能制造业产线、投身物流配送网络，还是加入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勤勉工作者月薪破万元已是普遍现象。经济根基稳固，生育信心才真正落地生根。
传统文化的浸润，让生育成为一种被尊重的生命选择
有了适龄人群，还需激发内在意愿。此时，广东绵延千年的礼俗传统，展现出比行政动员更持久、更温润的感召力。
在不少地区，婚嫁成本高企已成为阻碍青年成家的现实门槛：动辄数十万元的彩礼只是起点，叠加房产、车辆等硬性要求，令许多情侣止步于谈婚论嫁阶段，生育更是遥不可及。
而广东的婚俗文化，则如一股清风拂面，奉行“重情轻利、礼到心至”的朴素理念。
珠三角多数区域，彩礼金额集中在数千至数万元区间，“8888”“9999”等吉祥数字红包承载祝福之意，不攀比、不炫富、不设限。
潮汕、梅州等地风俗更为开明，不少女方家庭不仅免收彩礼，还主动筹备丰厚陪嫁，唯愿女儿婚后生活无忧。
卸下彩礼包袱，婚恋进程轻装前行，生育计划随之水到渠成。
若说彩礼是婚育关系的“入门券”，那么广东深厚的宗族观念与家族伦理，则构成了生育意愿的“长效催化剂”。
尤以潮汕为代表，血脉延续、人丁兴旺早已融入族群集体记忆，长辈对子孙满堂的期盼，甚至远超年轻夫妻自身。
在潮汕乡村，凡有男婴降生，次年元宵必办“添丁宴”，高悬红灯笼、广邀宗亲赴宴，全村老少登门贺喜，仪式感十足。
那种被家族认同、被乡邻祝福的归属体验，让生育不再是私人事务，而升华为一种荣耀与责任。
更值得称道的是，广东特有的代际协作育儿模式，实质性缓解了现代家庭的抚育焦虑。
祖母承担日常照护与膳食料理，外祖母负责采购童装玩具，祖父则主动分担教育支出与生活开销，年轻父母下班归家后，无需再为孩子起居操劳，亦不必为养育成本忧心忡忡。
在这种亲情托底、责任共担的生态中，生育不再是单打独斗的压力源，而演化为全家共享喜悦的幸福工程。
政策托举让“敢生”“愿养”“能育”真正落地
当青年基础夯实、文化认同建立，最后一环便是破解“养不起”的现实瓶颈。广东的回应极为务实：把支持政策写进民生账本，落到百姓心坎。
不少地方虽出台多项鼓励措施，却因申领门槛高、兑现周期长、覆盖范围窄而沦为“纸面福利”。广东则坚持“真金白银、直达快享”原则，让生育全程基本实现“零自费”。
凡参加生育保险者，从孕早期B超检查、血液检测，到分娩住院、剖宫产手术等全部医疗环节，报销比例高达90%，个人仅需承担数百元杂项费用。
政策覆盖无差别对待，无论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抑或从事灵活就业、平台接单等工作，只要满足参保条件，均可同等享受待遇。
反观部分区域，临时用工人员往往被排除在保障体系之外，一次分娩支出动辄数万元，直接击穿普通家庭承受底线，劝退效应显著。
除了解决“生得起”，广东更前瞻性地攻克“带不好”这一痛点。
当前市场托育服务价格高企，专业育儿嫂月薪五六千元已属常态，金牌月嫂收费更常突破万元门槛，工薪阶层望而却步。正因无人托付，不少双职工家庭无奈搁置二孩、三孩计划。
而在广东，普惠性托育服务已织成一张密实网络，真正实现“家门口可托、托得起、托得安心”。
广州市已全面达成“一街道一普惠托育点”布局目标，全市托位总数逾12万个，居民步行下楼即可抵达公办托育机构。
在广州、深圳等超大城市，普惠托育月均收费仅约1500元；在湛江等地级市，价格进一步下探至1000—1500元区间，普通家庭完全能够轻松承接，彻底告别“没人带娃不敢生”的窘境。
如果说托育供给与医保报销构成基础防线，那么广东各地推出的差异化生育补贴，则是以财政之力点燃生育热情的“助推器”！
广州市对第三胎家庭实行每月500元育儿津贴，连续发放至孩子满3周岁，三年累计可达18000元。
深圳市支持力度更大，二孩、三孩家庭不仅享有一次性现金奖励，还可优先申请公租房配租，直击住房这一最大民生关切。
东莞市部分村（社区）政策更具突破性：三孩家庭最高可获10万元现金激励，同步减免义务教育阶段学费，并配套发放母婴用品券、超市购物卡等实物支持。
如此实在、具体、可感知的激励机制，怎能不让人心动？
反观某些地区，生育补贴仍停留在政策文件层面，申领需提交十余类证明材料，流程冗长、审核严苛，最终兑现率低，久而久之，政策温度被程序寒意消解，青年生育动力也随之衰减。
至此不难理解，广东之所以能长期稳居全国生育高地，并非偶然叠加，而是青年人才集聚、文化价值引导、制度供给支撑三大要素同频共振、协同发力的结果。
社会上曾流行一种误判：经济越发达、城市化水平越高，生育率必然走低。但广东用持续八年的实践给出响亮回答：不是年轻人不愿生，而是原有支持体系未能有效回应其真实诉求。
生育底气，从来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而是由稳定的劳动回报、温情的家庭文化、坚实可靠的制度保障共同托举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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