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议题包括修改宪法和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不少人提议设立国家主席，并建议由毛泽东继续担任。
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也在华北组发言：
“我代表中央办公厅，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请毛主席继续担任。”
他本意是表达忠诚，却不知这与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明确主张完全相悖。
8月25日，汪东兴接到通知，立即赶往毛泽东住处。
一进门，就见主席坐在桌旁，面前摊着几份《会议简报》，上面有他用红笔圈画的痕迹。毛泽东神色严肃，开口便问：
“你看到《简报》了么？”
汪东兴点头答“看到了”，
话音未落，毛泽东语气陡然加重：
“这些简报把大家的思想都搞乱了！你们这是想把我逼上梁山？你在我身边工作，有事不跟我讲，想改换门庭，就赶紧走！”
汪东兴心头一紧，立刻站起身来。他自1947年起跟随毛泽东，二十三年来，挨过批评，甚至被当面喝令“滚出去”，但从未见过主席如此震怒。这时他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几天前的发言闯了大祸。
他诚恳认错：
“主席，我犯了错误，辜负了您的栽培和信任。”
接着，他将发言的前因后果如实说明，越说越明白自己的疏漏，最后保证：
“我一定认真反思，绝不再犯这种错误。”
他站在原地，准备接受更重的责罚，没想到毛泽东神色渐渐缓和，只挥挥手说：
“回去写个检查。”
当晚，汪东兴连夜写下检查，逐条剖析自己的问题。这份坦诚最终得到了毛泽东的谅解。
此后几年，他仍继续负责警卫工作，两人之间的信任并未因此动摇。
1916年，汪东兴出生在江西弋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6岁那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苏区斗争，后来随红十军踏上长征路。
1947年春天，胡宗南部队逼近延安，中共中央决定紧急撤离。汪东兴奉命带领一个加强排阻击追兵，成功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事后，毛泽东多次说：
“汪东兴在我身边，已经成了习惯。”
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长期负责中南海警卫工作。
1949年底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全程安保由他安排。在莫斯科期间，一次重要会谈持续五个小时，汪东兴在值班室守候，只喝了一瓶汽水，连饭都不敢吃。
毛泽东知道后，曾劝他：
“下次不用跟着，让苏方负责就行。”
但他始终放心不下，坚持亲力亲为。
此后，无论是毛泽东考察黄河、重上井冈山，还是在武汉畅游长江，每次外出的警卫方案都由他亲自制定。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汪东兴随行。在韶山冲的田埂上，毛泽东望着熟悉的山水，对汪东兴说：
“我离开这里已经32年了，今天又回来了。”
他详细询问家乡变化，汪东兴一一汇报。毛泽东听后语重心长地说：
“要教育下一代，不要忘记过去。”
这句话，汪东兴记了一辈子。有些工作安排，仅限部分人掌握，汪东兴却了如指掌。
毛泽东了解他的长处，也清楚他的不足。毛泽东曾评价他：
“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不要小看‘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就是靠这个立了大功。”
为帮助他提高，毛泽东于1960年安排他下放江西，担任副省长兼农垦厅厅长。在江西期间，汪东兴深入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认真记录基层实情。
1961年回京后，他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农村情况。毛泽东听后点头说：
“你在江西这一年，了解了农村，对以后工作有帮助。”
汪东兴十分珍惜这次锻炼，一年期满后还主动申请延期学习。回京后，毛泽东曾在一次家宴上对亲属和工作人员说：
“今天在座的，受我批评最厉害的是汪东兴同志，还有罗瑞卿同志。我狠狠批评他们，但他们从来不恨我。”
1965年重上井冈山途中，毛泽东在黄洋界停下脚步，指着远处山峦对汪东兴说：
“当年我们在这里把敌人打败了。”
随即又问：
“你还记得赣东北的战斗吗？”
汪东兴答：
“主席，我那时在方志敏同志领导的队伍里。”
毛泽东点头笑道：
“哦，你是赣东北的老革命，不容易啊。”
几句家常话，让汪东兴心头暖了许久。
毛泽东还常鼓励他多读书。据汪东兴晚年回忆，主席曾对他说：
“光看马列的书不够，还要读历史、经济学，《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这些小说，都是反映社会和政治的好作品，写得生动，语言也鲜活。”
汪东兴一直记着这话，再忙也抽时间读书。
1980年，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汪东兴主动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离开中南海。
此后，他搬到北京西单六部口新壁街的一个普通小院居住。他和夫人把院子收拾得干净整洁，屋内陈设极为朴素。
客厅北墙是一排书柜，里面全是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西墙上挂着两幅字，一幅是毛泽东1961年10月16日亲笔书写的七言诗（内容为“翻江倒海卷巨澜……"），另一幅是手书《沁园春·雪》。这两件墨宝，是他一生最珍视的纪念。
他的书房里，一张旧写字台，一盏老式台灯，一个挂毛笔的笔架，其余便是层层叠叠的书籍和资料。汪东兴平日在此读书、练字。他写隶书，笔迹工整。许多来访者的谈话内容，他都用毛笔认真记录下来。
尽管有多家国内外出版社开出高价请他撰写回忆录，他都婉言谢绝，只说：
“有些事，该说的档案里都有，不该说的，一辈子也不能说。”
晚年的汪东兴生活极有规律。他曾对人说：
“我很简单，吃、睡、看，生活要规律才好。”
每天上午，他必读《人民日报》，也会翻阅其他时政报纸；中午准时午休；下午接待少数老同事或亲友；晚上七点整，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新闻联播》。
之后，他会打一会儿台球，再出门散步。身体好时，每天走四千步；年纪大了，减到两千步。回家后再看会儿书，便休息。
他一生重视学习。参加革命后，多次进党校进修；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后，更是自觉补课。他曾说：
“我之所以还有点知识和作为，都得益于学习。”
即使退隐多年，他仍保持这一习惯。
2015年8月21日，汪东兴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官方讣告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并肯定他“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常说：
“做人要老实，做事要踏实。”
这句话，伴随他一生，也概括了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守在岗位上，守在本分中，守在对党和领袖的忠诚里。那些年在主席身边的日子，他从未向外人多说一句，却把每一份嘱托都刻在了心里。
“本文参考《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等公开史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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