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拂晓，京城正被初冬的薄雾笼罩。外交部大院里却灯火通明——前一晚，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二七五八号决议，七十六张赞成票划破了美苏冷战的天幕。二十二年的等待，终于在电波里化作一句振奋人心的“通过”。守在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忍不住相互击掌，随后奔走相告：“成了！”
消息传到中南海，毛泽东凝神片刻，说的却是那句掷地有声的老话：“我们不搞两个中国。”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得心头一震——坚持原则，竟在瞬间赢得掌声。也正因为如此，接下来该不该派团赴联大，成了摆在领导人案头的头号难题。
争论持续到二十七日夜。周恩来、叶剑英带着外交部几位司局长来到主席住处。茶水滚烫，屋里一片寂静。周恩来汇报：“大家倾向暂不派团，担心节外生枝。”毛泽东轻轻晃着茶杯，闻言忽地一摆手：“去！为何不去？世界在等着中国的声音。”一句话定下基调，代表团必须立刻组建，而人选得在最短时间内敲定。
名单里赫然写着一个久在巴黎的名字——黄镇。自一九六二年起，他先后与十余国建交，尤其在法兰西，以沉稳与幽默叩开了戴高乐政府的大门。外界很少知道，这位画家出身的将军大使，在抗战年代就扛过枪，也指挥过炮。法国媒体在檐口下为他起了个绰号——“带画笔的战士”。
黄镇接到召回电报是在巴黎清晨。他合上电报，笑着对身旁的同志说：“看来得回去补课了。”可等人到了北京，却突然被告知代表团人选另有安排。短暂的失落刚浮上心头，周恩来请他到西花厅小坐，轻声问：“心脏还行吗？”黄镇略显尴尬地答：“没大毛病。”总理点点头，顺势问了句年龄，“六十了？”听完，周总理打量他半晌，叹道，“过了这岁数，哪能一点问题没有。不过，你的精气神还在。”
就在京城各路人马为联大之行奔忙时，文化部大礼堂里悄悄点亮了一场特别会议——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的灯光在十一月八日晚分外明亮。毛泽东端坐主席席，先是让大家敲定致辞、礼宾、翻译等细节，随后把烟头掐在烟缸里，用长沙口音慢悠悠地说：“到那边，要像阿庆嫂一样，先打招呼，再看风向，不卑不亢。”
话音刚落，他的目光开始在会场内搜寻。黄镇正准备低调退到一侧，没料到主席突然招手示意：“老黄，过来。”黄镇上前，习惯性立正。毛泽东问了句近况，又压低嗓音：“听说你想调回国内？”黄镇坦言：“在法国快八年，想换个岗位。”主席微微一笑：“那就要挨整了。”满座愣神，随即会意——愿意回锅，说明还有余热可用，怎舍得轻放？
这句话并非玩笑。早在一九六四年阿尤布访华时，毛泽东就向周恩来、陈毅暗示：“黄镇是个做调研的好手，将来可派去地方锻炼。”可惜文革风暴骤起，他被卷回北京扫厕所。正因如此，毛泽东此番言语更像一次郑重的肯定：功劳簿上有你的名字，舞台还在前方。
十一月十日，大批市民涌到机场为代表团送行，机坪上闪光灯此起彼伏。黄镇本想躲在后排拍拍手，周恩来却从人群里穿过，推了他一把：“到前头去！”黄镇略显腼腆：“人多……”总理提高嗓音：“人再多，也得让他们看见你的功劳。”一句话，让在场的掌声拱向这位将军大使。
翌年，黄镇继续驻守巴黎，直到一九七三年春天。法国总统蓬皮杜为他举行了告别午宴，称赞“这位中国将军，用耐心敲开了高卢雄鸡的心扉”。宴会结束，黄镇带着满满一本通讯录离开塞纳河畔，转身投入新的激流——赴美出任中国首任驻美联络处主任。临行前，他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工作，主席眯着眼笑问：“去美国是升官还是降官？”在一片会意的笑声里，紧张的情绪烟消云散。
美国之行艰难重重。水门事件、越战停火、美元危机，每一步都牵动中美关系的神经。黄镇带着“不卑不亢”六字诀周旋其间，甚至在白宫宴会上与基辛格就一个座次问题据理力争。会议间歇，美国记者问他是否还画画，他拍了拍胸口说：“忙完这趟，回国再画。”那句半真半假的调侃，隐含了外交官对故土的思念。
七七年归国后，黄镇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有人说，他终于干上了“内政官”；也有人说，“老黄的价值，本就在外面”。无论褒贬，黄镇都笑而不答。直到一九八二年主动请缨退居二线，他只留下一句：“在位不谋位，我只是换个岗位继续为国家出力。”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日，黄镇因一次前列腺手术意外去世，享年八十岁。噩耗传来，曾与他打过交道的国际友人纷纷写信吊唁。有法国老兵写道：“黄将军离去，却仍在我们心里执意微笑。”
翻检黄镇二十七年外事电报，能见到冷峻锋芒，也能窥见一颗宽阔赤子心。无论是雅加达街头化解华侨国籍之惑，还是纽约联合国大厅里守护“一个中国”的原则，他的影子总在第一线。毛泽东那句“要挨整”的俏皮话，背后藏着信任，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期待——为国家利益继续披挂上阵，随时迎战风雨。
今日回想，一九七一年那场深夜商议定下的“必须去”，改变了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坐标；而在那条并不平坦的胜利之路上，黄镇以画家之笔与将军之胆，为共和国写下了独具风骨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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