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贾南·加内什认为，大国衰落的风险更多来自于心理层面。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就是一个例子：气质温文尔雅、学识渊博的英国首相艾登，在国运焦虑之下仍然像赌徒一样硬推一场必输的战役，结果不但没有挽回颜面，反而加速了自己的退场，这说明地位下降会使理性的人做出不理性的行为，失去战略上的耐心和定力。
英美权力交接之所以比较顺利，是因为有“安慰剂”：共同语言、相似的价值观、同族叙事让英国精英把美国接班看作是“家族内部的财产继承”，老家长退位但是家产没有出族谱，心理上实现软着陆。如果美国被中国超越或者打败，失去的不仅仅是“第一”的称号，还有西方中心叙事的话语权。
中国在西方人的眼中是“异类”，语言、宗教、人种形象、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都不同；在美国人看来，中美此消彼长不是“表亲接班”，而是“异类逆袭”，痛的不是数字，而是神经。心理上的差别，使得这一次权力再分配会更加吵闹、更加混乱、更加黏人。
从布什时代开始，美国对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耐心已经动摇，对国际法庭、联合国的尊重出现了矛盾，民粹更加响亮，建制不敢示弱。在航母在西太威慑力不如从前、制裁灵光渐弱、人工智能和高科技对抗贴身肉搏的现实下，任何一个总统都必须对内交代，既要面子又要选票，温和与强硬都有可能被指责为“软弱”。
不若承认“国弱易乱”更为符合人性。1946年美国处于绝对优势，工业产值占到全球的一半，拥有核武器独一无二，却依然选择了一种开明的自私：马歇尔计划重建欧洲，建立北约，把德国和日本改造成符合西方口味的民主国家。
优势在时可以大方和宽容；优势消退，从容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敏感、疑虑与算计，对他者崛起的过度反应成为常态。狄兰·托马斯的“不要温柔地走进良夜”很燃，但是现实当中，“接受黑暗”才是修行；对于一个惯于称霸的国家而言，接受“平起平坐”甚至“低人一等”都十分困难，这就是风险所在。
风险怎样传递？在决策现场，面对不确定的时候，手就会抖，容易加码越界：有人主张“必须发出强硬信号”，有人提出“盟友未必会买账”，有人质疑“出口管制是否有效”。情绪随着制度外溢，叠加出关税、制裁、科技封锁、军演、盟友施压等一系列链条，而且越滚越厚。
链条能不能止损，主要看心理强度：是要接受“别人也可以很强”，还是证明“只有我最强”。英美之间没有出现大规模流血和混乱的情况，是因为目前美国所面对的敌人并不属于这个谱系，因此美国精英的心理防线很难依靠同族叙事来加以抚慰，更容易演变成一次猛烈的反击。
这不是因为中国做了什么让美国愤怒的事情，而是由于双方在结构上的差异使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更加激烈，动作更加凶猛，场面也更加难看。现在的美国并不会安静地下坡，而是会挣扎、否认、愤怒，并用各种方法阻止东方太阳的升起，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会接受“我只是一强”。在以前，全世界都要为它度过一段不太平的日子。
中国不需要急着给出战术方案，重要的是保持稳定的节奏，不要被对方的情绪所左右：当对方变得焦虑的时候，就会想要把我们拖入他们的节奏；格外的耐心、格外的定力、格外注意沟通，虽然看起来很枯燥，但实际上是最有价值的，也是最核心的基础。强硬的动作出现时不惊慌，场面难看时不被情绪所牵扯；当某些国家用更加粗暴的方式阻碍他者的崛起时，能够看懂它们的逻辑，继续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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