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12日凌晨三点，彭司令，家里来急电！”警卫推门就喊。屋里七八盏马灯摇个不停，地图上插满小旗——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刚进入收尾，华北的夜格外冷。
彭德怀抬头，应声，却没有立刻去接电报。他还在和参谋们掂量下一批爆破目标。敌后铁路一寸寸被撬开，日军忙着补线，正是再补一刀的好时机。几分钟后，他才把电报纸攥在手里。
薄薄一页打着密电码：“潭株警备部枪杀荣华，金华被捕，龙氏受伤。案情严重，速设法搭救。”字迹生硬，却像利刃。彭德怀指节发白，胸口仿佛挨了一闷棍，片刻才吐出一句：“马上报中央，毛主席来定。”
外人以为他只是铁骨将军，只有贴身警卫看到，他转身时眼眶已经湿。对弟弟们，他既是兄长又像父亲。父母早逝，三兄弟在乌石山冲相依为命，旧社会的苦，一块黑黢黢的番薯掰成三瓣都舍不得多吃。
时间倒回到1937年秋。延安窑洞里，彭德怀把二弟彭金华拉到一旁，递给他两块银元、一件破皮袄：“路上遇难处就当盘缠，皮袄卖了也行。回湖南，多发动群众。”金华当时笑着说“放心”，第三期抗大毕了业就走，一身灰绿色军装还带着泥点子。
这一年，国共合作表面如春风。可等百团大战一打响，局面急转直下。蒋介石表面拍电报“嘉奖”，骨子里却怕八路军名声盖过自己。华北铁路被炸得惨，日军抽兵回援，中条山和南昌的压力随之减轻，他却只看见“功劳”被八路军抢了头条。
于是湖南那张黑名单诞生。湘潭“调统室”罗织所谓“地下赤化骨干”三十余人，彭家兄弟赫然在列。10月4日深夜，潭株警备队荷枪实弹冲进乌石山冲。狗狂吠，山风呜咽。彭荣华听动静蹿出后门，刚迈一步便被排枪击倒，妻子龙国英扑上去救，也中弹倒地。三分钟后院内血迹斑斑。
西屋里的彭金华来不及逃，烧毁名单和文件，仅剩一张毛主席像落进敌手。他被押往株洲宪兵队。审讯室灯泡晃着微光，宪兵长冷声问：“彭德怀在哪？”金华一句不答。七天后，八名嫌疑人一起被拖到昭山脚下枪决，湖南溪水吞下了许多枪声。金华年仅四十。
也就在同一夜，距前线千里外的彭德怀正忙着部署兵力。电报比子弹慢，他直到半月后才得知确切死讯。延安方面当天将情况报毛泽东。毛泽东拍电对重庆：“速查真相，立即放人。”老蒋回电一句“查无此事”，干脆否认。对于共产党人遭难，他早习惯用沉默当挡箭牌。
说真的，以彭德怀的脾气，恨不得立刻抄刀去湘潭。可华北战场不能没人坐镇，他只能把情绪压进胃里。参谋长劝他休息，他摆手：“仗还得打，兄弟的血也要算在日本和反动派头上。”
之后的岁月里，彭德怀几乎不提家事，只在内部讲话时加重一句：“敌人屠杀我亲人，咱们多打几仗就是最好的祭奠！”部下听得心里发热，攻势反倒更猛。1945年，日本举白旗，华北铁路线再次易主，那根在昭山流淌的血债，终被放进了胜利账本。
1949年新中国成立。军委大院里，彭德怀把弟弟留下的七个孩子全接过来。“吃穿我包了，纪律也得听。”他的话不多，但说到做到。孩子们犯错，他照样板起脸；考上大学，他笑得像孩子。邻居常调侃他“严父慈伯”，他摆摆手：“革命不就是图让后代有书读嘛。”
1961年冬，他回湘潭视察，顺道爬上乌石山冲。烈士墓前，他摘帽默立，良久才对老乡颜正良说：“当年白区环境险恶，救不出他们，是我心病。”短句平静，却透着难捱的痛。
1974年，病榻上的彭德怀拉着侄子彭刚的手，声音极低：“若有一天，我要与你父亲们作伴。”同年11月29日，这位老兵离开人世，享年七十六。
25年后，1999年初冬，湘江水面笼着薄雾。彭刚和兄弟姊妹抬着伯伯的骨灰盒，沿着石阶走上山坡。黑色墓碑并排三座，中间刻着“彭德怀”，两侧是金华、荣华。泥土掩好，花圈扶正。彭刚抬头，看山风吹动松针，喃喃自语：“伯伯，总算回家了。”
有人说，一门三烈，血火铸魂。其实，他们给后世留下的不只悲壮，还有坚持：在最黑暗的关口也要相信群众，相信真理。枪声早已停歇，可乌石山冲的清晨，仍能听见鸟鸣穿过松枝，仿佛在提醒：那段故事，我们不会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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