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广西前线某炮兵营的指挥所里，空气突然凝固了。
步话机里传来一串令人头皮发麻的坐标参数，紧接着是一个嘶哑却决绝的男声在咆哮：“向我开炮！
快！
别磨蹭！
向我开炮！”
炮兵参谋的手都在抖，烟灰掉在地图上都没发觉。
因为他核对后发现，那个坐标不是敌人的后方，正是自家部队坚守的阵地前沿。
更要命的是，如果当时的指挥员知道那个趴在观察哨里请求“自杀式炮击”的人是谁，借他十个胆子，这炮栓恐怕也不敢轻易拉下去。
那个在无线电里嘶吼的男人叫李和平，时任12军36师106团副团长。
而他的父亲，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开国少将、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
今天咱们就聊聊这段被尘封在战火里的往事。
说实话，现在很多人一听到“红二代”或“高干子弟”，脑子里蹦出来的往往是豪车、特权和娇生惯养。
但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像李和平这样的“将门虎子”，是用命在给这个词做注解。
要把这事儿讲透，得把时间轴拨回到1979年战争爆发的前夜。
当时边境局势紧张，李和平所在的部队已经在广西待命。
按理说，作为高级将领的儿子，李和平的身份是“显性”的，军区领导心里都有数。
大家心照不宣地想给他安排个“稳妥”的位置——去后方司令部当个参谋，或者搞搞后勤。
这既符合组织原则，又能照顾老首长的血脉，简直是两全其美。
但这事儿坏就坏在李和平的脾气上。
在这个男人看来，这种“照顾”简直是骑脸输出的羞辱。
那天晚上，李和平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他咬破手指，在一张泛黄的信纸上按下了一个鲜红的指印。
这封血书的内容很简单，甚至带着点火药味：“我是来打仗的，不是来躲清闲的！
别人能上战场，我怎么不能！”
紧接着，他又直接冲进团长办公室拍了桌子，搬出了他那著名的老爹：“当年在上甘岭，我爸没退过一步，我要是躲在后方，这辈子都抬不起头！”
这事儿很快传到了北京李德生的耳朵里。
按照常人的剧本，老父亲怎么也得叮嘱两句“注意安全”吧？
结果呢，李德生在电话里冷冰冰地只问战术：“部队情况摸透没？
地形看明白没？”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老将军只扔下一句硬邦邦的话：“到了前线，别想是谁的儿子，就想你是个带兵的。
把弟兄们活着带回来。”
这就有了后来那场惨烈的攻坚战。
李和平带着106团接到的任务，是啃下一块“硬骨头”——越军的A型工事。
这地方易守难攻，几十座暗堡构成了交叉火力网，简直就是个绞肉机。
李和平没有蛮干，他带着侦察兵在草丛里趴了整整三个晚上，被蚊虫叮咬得浑身是包，终于发现了一个致命的规律：越军在晚饭时间会换岗，而且那时候警惕性最低，甚至会聚在一起聊天。
“就趁他们端饭碗的时候打！”
李和平的这个决定，充满了老一代革命军人那种“兵不厌诈”的狡黠。
2月下旬的一个黄昏，突击队像幽灵一样摸了上去。
战斗打响时，越军手里的饭碗还没放下，手榴弹就顺着射击孔塞进了暗堡。
不到半小时，看似坚不可摧的阵地就被拿下了。
但真正的噩梦，往往开始于胜利之后。
越军的反扑来得比预想中更猛烈。
到了后半夜，原本就被数倍于己的敌人包围的阵地，又遭到了另一股路过越军的夹击。
兵力对比瞬间拉大到了1:5，甚至更悬殊。
满山遍野黑压压的敌人哇哇乱叫着往上冲，阵地上的弹药很快就见底了。
这时候的战场，残酷得让人窒息。
战士们子弹打光了，就捡石头砸，甚至准备上刺刀肉搏。
李和平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眼睛充血通红。
也就是在那一瞬间，他发现敌人为了速战速决，冲锋队形挤成了一团。
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脑海里炸开。
他把身边的警卫员一把推进暗堡，吼道：“所有人躲进去！
快！”
然后自己爬到了离敌人最近、也是最危险的观察哨。
紧接着，就是开头那一幕。
“向我开炮！”
这四个字，在和平年代听起来是豪言壮志，在战场上那就是死神的名帖。
第一发炮弹带着尖啸声砸下来时，就在李和平身边不远处爆炸。
气浪把他掀翻了好几个跟头，耳朵里瞬间流出了血，嗡嗡作响。
越军直接被打蒙了——他们跟美军打过，跟法军打过，但没见过这种连自己人都炸的打法，这简直是降维打击。
随着炮火的洗地，敌人的攻势瞬间瓦解。
李和平从土堆里爬出来，抖落身上的泥土，带着幸存的战士冲出暗堡，像下山的猛虎一样追着溃兵打。
等到援军赶到时，阵地前堆满了敌人的尸体，而李和平已经是个“血人”了。
军医剪开他的裤腿时倒吸一口凉气：腿上的弹片要是再偏几公分，这条腿甚至这条命就交代了。
可躺在担架上的李和平，咧着嘴笑了，对战友说：“值的！
咱一个团副，换他们一个营，这买卖赚翻了！”
直到庆功会上，很多人才第一次知道，这个不要命的副团长，竟然是李德生将军的长子。
大家震惊之余，不由得感叹：“怪不得这么能打，真是将门无犬子！”
但如果我们深挖李德生的家风，就会发现李和平的这种“狠劲儿”绝非偶然。
这不仅是基因的遗传，更是一种近乎苛刻的家庭教育的结果。
李德生将军自己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1916年出生的他，14岁参加红军，走过草地，翻过雪山。
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他身为12军副军长，临危受命指挥反击，创造了“兵力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的经典战术，硬是把武装到牙齿的美军挡在了阵地前。
但他对子女的教育，却完全没有那种“功臣”的骄矜。
这里有个细节特别戳人。
三年困难时期，李德生已经是少将，家里虽然也不富裕，但按规定还是有一些细粮配给的。
可他转手就让警卫员把细粮送给了驻地附近的困难百姓。
孩子们饿得哇哇叫，李德生就把自己那份口粮分给孩子，然后蹲在旁边教育他们：“老百姓都在挨饿，咱家不能搞特殊，能有一口吃的就不错了。”
1968年，18岁的李和平参军。
那时候“走后门”的风气其实已经有了苗头，但李德生送儿子走的时候只说了一句狠话：“到了部队，就当自己没爹。”
结果，李和平真的被分到了最苦的深山通信连。
别人以为将军儿子是去镀金的，结果他每天背着几十斤重的线拐子在山里爬上爬下，晚上住漏风的土坯房，跟战友一起种土豆充饥。
后来部队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李和平各项条件都够硬，李德生却专门打电话给部队“拆台”：“让他在基层多磨磨，别着急往上走。”
正是这种近乎无情的“打压式”教育，让李和平在没有任何光环的庇护下，野蛮生长成了一名真正的战士。
他后来常说：“爹不是不爱我，他是怕我沾了‘将军儿子’的光，忘了自己是谁。”
那个年代的父子情，往往是沉默而厚重的。
李德生给儿子取名“和平”，寄托了一个从枪林弹雨中走出的老兵对天下太平最朴素的渴望。
但他更清楚，真正的和平，从来不是靠躲在后方求来的，而是要有敢于随时为国牺牲的血性。
李和平在越南战场上的那句“向我开炮”，其实是对父亲一生信仰的最高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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