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顾平 文：风中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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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确诊肺腺癌晚期时，基因检测报告带来了唯一的希望：EGFR 19号外显子缺失突变。主治医生说：“有对应的靶向药，效果通常很好，但需要自费，每月大约一万五。”

那时我们结婚刚六年，女儿四岁。没有一丝犹豫，我说：“用。”

药效立竿见影。咳嗽、胸痛迅速缓解，CT显示肺部病灶明显缩小。妻子重新有了笑容，能接送女儿，能操持简单的家务。我们把那瓶小小的药片称为“续命丹”，每月准时去医院开药，刷信用卡，取药，看着她服下。最初的几个月，生活似乎回到了正轨，只是多了一项固定且沉重的开支。

我们开了个小店，原本收入尚可。但每月一万五的药费，像一只无形的手，不断掏空我们的积蓄。医保完全覆盖不了这种进口靶向药。一年，十八万；两年，三十六万；三年，五十四万。这只是药费。还有每三个月的增强CT、头颅磁共振复查，每次数千；靶向药引起的皮疹、腹泻需要额外的药物处理；骨髓抑制时打的升白针，一针数百，有时一打就是好几针。

我们的存款清零了。接着是卖掉小店的面包车，那是进货的工具。然后是我父母瞒着我，卖掉了老家县城一套闲置的小房。她的父母拿出了所有的养老金。信用卡刷爆了，开始接触网贷。我们像在沼泽里挣扎，每一次向上攀爬，只是为了不被下一轮药费账单彻底吞没。

妻子是敏感的。她看到我手机里越来越多的借贷App提醒，看到父母来时憔悴的面容和欲言又止的神情。她开始拒绝一些“非必要”的检查，皮疹严重时也硬扛着不说。药效在第三年开始出现波动，肿瘤标志物缓慢爬升，CT显示病灶略有增大。医生说：“可能出现了缓慢耐药，但还在可控范围，继续服药，密切观察。”

经济的绳索和病情的阴影同时收紧。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只剩下“该吃药了”、“复查结果怎么样”、“这个月贷款几号还”。争吵开始出现，为了一点琐事，也为了看不见的未来。她知道，我是独子，我父母已一无所有；她知道，女儿马上要上小学，需要钱。

耗尽百万的那天，是个阴冷的下午。我刚从银行出来，又一张信用卡被拒了。手机上一条接一条的还款提醒。回到家，她坐在沙发上，面前摊着几张医院的发票和我的手机屏幕。她瘦了很多，因药物副作用皮肤干燥，眼神却异常平静，平静得让我害怕。

“我们离婚吧。”她说，声音很轻，没有哭腔。

我愣住了，以为听错了。

“钱没了，店没了，家底掏空了，还欠一屁股债。不能再拖垮你了，还有爸妈和女儿。”她转过头，不看我，眼泪这时才大颗大颗地滚下来，砸在发票上，“这病是个无底洞，我看到了。药快不行了，钱也借不到了。离了，债我来背，好歹给你和女儿留条活路……我不能……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因为我，全都活不下去……”

她哭得浑身发抖，那句“离婚”不是绝望的抛弃，而是绝境中她能想到的、最后的、笨拙的“保护”。她要用法律切断关系，把自己和债务锁在一起，把我和女儿推出去。

我抱住她，第一次在她面前哭得像个孩子。我说不出“你别瞎想”或者“钱还能挣”这样的空话。这三年的重量，压得我们都喘不过气。但我只说了一句：“婚，死也不离。债，一起还。路，一起走。你活着，女儿才有妈，我才有家。没了你，钱和房子，对我还有什么意义？”

那晚之后，我们没再提离婚。我们联系了主治医生，坦诚了经济情况。医生帮助我们申请了药厂的慈善赠药项目，虽然流程复杂，条件苛刻，但终于看到了一丝减免费用的曙光。我们也开始正视“缓慢耐药”的问题，为下一步可能的治疗做心理和经济的双重准备。

三年靶向药，耗尽百万，换来的是九百多天相对正常的相伴。妻子那句“离婚吧”，是我听过最残忍的情话，它剥开了绝症治疗背后，比病痛更残酷的经济与伦理真相——当爱遭遇天价医疗，它考验的不仅是生的意志，更是整个家庭承受系统性重压而不被压垮的韧性。

我们还在路上，前路依旧模糊。但至少，我们不再是各自在黑暗中孤独挣扎。那句未曾说出口的“无论贫病，不离不弃”，在百万债务和离婚协议的阴影映衬下，反而有了沉甸甸的、落地的分量。活下去，一起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