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已经准备好在今年上半年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对华政策已经成为这一行程能否顺利展开的重要因素。
而特朗普政府显然也深知这一点，所以近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微调”在一点一点、悄无声息地推进。
不过，这些“微调”已经让美国国内的“反华鹰派”深感震惊。
在这方面，特朗普政府最新的“微调”，就是突然对美国商务部信息与通信技术和服务办公室（OICTS）两名核心官员，执行主任莉兹·坎农及其副手调离。
很多人可能不清楚这个办公室具体肩负什么职责，简单说，这一办公室成立于2022年（拜登政府执政前半期），当时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主要负责调查所谓“外国对手”对美国供应链构成的“威胁”，同时保护美国民众的数据安全免受所谓“敌对势力”窃取。
从这个目标可以看出，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形象的说法是，这个办公室就是对华“科技冷战”的推手和执行者。所以，该办公室成立后就以“国家安全”为由推动对华技术封锁，其主导的禁令曾几乎全面阻截中国乘用车进入美国市场。
坎农现在已经主动提出辞职，即便她不辞职，在这个岗位也只能工作到2月20日，然后将被安排到其他岗位，特朗普政府将任命新官员接替她。坎农的一名副手此前已被安排行政休假，随后离职。
现在特朗普下令调离这个办公室的负责人，与近期英伟达H200芯片对华出口解禁、美国最新版国家防务战略报告对台措辞淡化等动向形成“共振”，引发美国内“反华鹰派”强烈担忧：特朗普政府的调整是战略转向还是战术回调？中美科技博弈是否迎来拐点？
首先，美国政府当前的对华政策调整呈现出系统性。
从人事变动到先进芯片对华禁令解除，这些都是美国政府迫于多重因素考虑而采取系统性调整的步骤。
一方面，商务部OICTS办公室负责人坎农的离场，与同期经济领域的松动形成呼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开强调“美中关系进入非常好的平衡状态”，对与中国达成一份贸易协定比较乐观，商务部亦撤回对中国无人机的销售限制计划，允许英伟达向中国出售H200人工智能芯片。
这些举措显示，特朗普政府在维持“技术竞争”底线的同时，正尝试缓解拜登时期建立的“全政府”对华科技围堵框架，为后续扩大双边经贸合作腾挪空间。
另一方面在军事与安全领域的一些表述也同步开始微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五角大楼刚刚发布的2026年《国家防务战略》，该文件一改以往激烈抨击中国的基调，对台湾问题仅作模糊处理。
这种“低调化”处理与特朗普执政初期咄咄逼人极力推动“印太战略”的姿态形成反差，反映出白宫试图降低中美地缘政治摩擦的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被解职的坎农系拜登政府时期任命的官员，其主导的联网汽车禁令虽未撤销，但办公室在过去一年未出台任何新的限制措施。这表明特朗普团队正以“换人”而非“废政”的方式，实现对涉华技术管制节奏的再掌控。
其次，美国的对华“科技冷战”策略正不断演进。
信息与通信技术和服务办公室（OOICTS）成立于4年前，名义上旨在“保护美国技术和通信供应链免受外国对手威胁”，实则为对华技术脱钩的核心执行机构。其职权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数据跨境流动等关键领域，可审查并否决中美企业间任何涉及“敏感技术”的交易。
回顾坎农在担任OICTS负责人期间，该办公室将拜登主政时期的对华遏制政策推向了“峰值”：不仅扩大对中国联网汽车的进口禁令，还酝酿对普联技术路由器、中国电信在美业务的限制，试图在数字基础设施层面构建“去中国化”堡垒。
OICTS办公室的活跃，实际上映照出的是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战略焦虑。从2018年开始，美国两党均认为，科技优势是维持全球霸权的根基，而中国在5G、量子计算等领域的迫近使其陷入“斯普特尼克时刻”。
正因此，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就启动对中兴等中国企业的制裁，拜登时期则进一步通过《芯片法案》联合盟友构建技术同盟，试图以“小院高墙”的模式保持美国在先进技术领域对中国的代差优势。
此次坎农“被逼辞职”，引发美国国内鹰派的震动，这恰恰暴露出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内在矛盾：既打算通过封锁延缓中国创新，又无法承受“脱钩”对美国企业带来的反噬。例如，OICTS的联网汽车禁令遭美国汽车业反对，认为其将推高成本、削弱产业竞争力。
第三，当前华盛顿调整对华政策的双重动因很清晰。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回调，根植于现实利益与政治算计的双重考量。
在经济层面，美国面临通胀高企、债务危机与市场波动的压力。近期，丹麦、瑞典等欧洲养老基金相继大规模抛售美债，凸显全球对美元资产信心出现了动摇。特朗普要稳住美国经济，必须做的工作就是稳住中美经贸关系，以吸引资本回流、维持股市繁荣。
中国作为美国农产品、芯片的最大进口市场之一，其需求不可替代。若延续激进的“科技冷战”，势必殃及贸易领域，背离特朗普“重振经济”的核心承诺。
在政治层面，特朗普计划于2026年4月访华，为下半年中期选举铺垫政绩。其团队需营造缓和氛围，以争取中方在贸易采购、亚太发展等议题上的合作。
坎农等强硬派官员的存在，易触发新一轮摩擦，干扰高层互动节奏。通过撤换官员，华盛顿既能向中方释放善意，又能强化特朗普对官僚体系的控制，避免拜登时代遗留官员“搅局”。
这种“人事清障”策略与其交易型外交理念一脉相承：以技术领域的有限让步，换取贸易、安全等赛道的实质利益。
当然，我们要警惕的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微调，不意味对华科技竞争的终结。美国两党“遏华共识”已经基本成型，这次五角大楼发布的国家防务战略报告仍将中国视为“长期挑战”，OICTS办公室的职能也并没有被彻底废除。
当前举措更似战术性调整：一方面缓解国内企业压力，另一方面为访华积累筹码。一旦经济压力缓解或选举需求变化，对华强硬政策可能再次回潮。所以，整体来看其性质是战术调整而非战略转向。
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在于保持战略定力。我们可以利用窗口期扩大高技术产品进口、突破芯片封锁，同事也要提防美国的“缓兵之计”，毕竟美国政客变脸比翻书还快。归根结底，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才是应对美国长期竞争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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