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难以想象，一个头顶光环、后来又佩戴少将军衔的著名演员，会在中年时落到“没地方住”的境地。事情怎么一步步走到那一步，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要看懂这段曲折的命运，得从她还只是个爱唱爱念的小姑娘说起。南京的街头已经笼罩着战事将起的气息。那一年，十五岁的王晓棠在南京中华中学读书，作文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朗读。课间同学打闹，她却喜欢在廊下翻书、背诵古文，偶尔还会拿出父亲画过的小册页仔细端详，默默模仿线条。形势急转直下，新的政权正在各地展开接管和重建工作。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前途如何安排子女，又成了绕不开的问题。
那一年，她通过黄宗英的引荐，从杭州来到上海。本来只是打算在文工团试试，却意外赶上总政治部在上海物色文艺人才、组建文艺团体的机会。负责挑选演员的，有刚从朝鲜前线回来的剧作家黄宗江，也有在上海滩早已名声在外的电影艺术家赵丹。
当时的上海街头，远未恢复旧日繁华，但戏院门口照样排着长队。黄宗江受命到各大剧团、艺术学校“招兵买马”，要给解放军组建一支既懂戏曲又能吃苦的队伍。说白了，就是把原来各地舞台上的“名角”，请到军队文工团，服务部队、服务战士。
那天，黄宗江闲暇时陪妹妹黄宗英在街头散步，正好遇到前来排练的王晓棠。她个子不算高，站姿却十分挺拔，举手投足带着军人般的利落，又带着一点江南女学生的干净气质。这种兼具文气和爽利的状态，让人眼前一亮。
严格说，那时的王晓棠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名角”。她刚刚接触表演，谈不上丰厚的舞台经验，更比不上那些久经梨园的老戏骨。要不是赵丹在一旁仔细打量，或许她就会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悄无声息地被时间推走。
赵丹看她年纪不大却对京剧格外着迷，听说她专门跑去看名家演出，又能记住不少唱腔，便笑着说：“这小姑娘不简单，对京戏上心，劲头好。”那时候，一句认可的话，足以改变一个年轻人的方向。总政京剧团的选拔名单，就这样悄悄多了一个名叫“王晓棠”的名字。
通往北京的那趟车，并不宽敞，车厢里挤满了各种身份的乘客。有军人、学生、经商的人，也有像她这样带着半期待半忐忑心情的艺员。一位热心的大妈看她年龄小，行李不多，就顺口问：“小姑娘，你这是上哪儿去？看样子不像谁家属啊？”
“去北京参军，到总政京剧团。”她如实回答。话一出，周围几个人打量了她几眼，有人半信半疑：“这么年轻也算‘名角儿’？”这种疑问后来在她心里反复出现，反倒成了咬牙坚持的动力。
1952年的北京，仍处在百废待兴的阶段。新中国成立才三年多，很多单位还在边建设、边摸索。总政京剧团的排练场地条件并不算好，练功房的地板粗糙，冬天冷得扎脚，夏天一出汗就发黏。可对于刚进团的年轻人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能穿上军装，手握剧本，就已经是一种荣誉。
王晓棠的日子，从那时起进入规律而辛苦的节奏。清晨出操，接着练嗓、压腿、走台步；下午排戏，晚上还要背台词、练身段。脚背磨破，接着练；喉咙沙哑，含着含片继续唱。每当累到撑不住，她就会在心里暗暗反问：“是谁非要来北京的？当初不就是为了争口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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