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2日，国庆花车刚散，微雨洒在长安街上，王树声站在路口，望着灯火与人潮，心里直犯嘀咕：十年前，这里还是残垣断壁，如今街灯、电影、广播样样齐全，变化真快。
车流呼啸，他回到军事科学院，案头是一摞厚厚的苏军条令译本。夜里批完改到天亮，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和老首长徐向前约好的那顿“投亲宴”还是没去成，得抓紧。
时间往回拨到1928年春。他们第一次见面，就在鄂豫皖交界的麻城山里。王树声那时是31师团长，刚打完一仗，衣服都没干透。高个清瘦的徐向前拎着一支驳壳枪，话不多。王私下嘟囔一句：“这位看着斯文，能打仗吗？”
怀疑没撑多久。黄安夜战，徐向前卧倒泥水中，拿手电划出新的突击方向，三小时后罗霖部被撕开缺口。王树声抹一把脸上泥水，朝他立正敬礼。此后，商潢、苏家埠连番胜利，两个人像前后刃，难舍难分。
抗战八年、解放三年，刀枪交错，友谊却越磨越亮。1955年授衔典礼后，徐向前背上元帅肩章，王树声戴起大将星。合影时，王拍着对方袖标嘿嘿一乐：“老徐，别拿这玩意儿唬我。”徐向前回一句：“真要打仗，还得你先上。”
和平年代各忙各路。徐向前主管后勤，奔波各大兵工厂；王树声坐镇军事科学院，天天啃外文资料。虽身不常聚，但每月必通电话，商量治军，也叨叨柴米。
1960年7月的一个周日，王树声拎着两斤刚买的白薯干，穿过复兴门内那排梧桐，推开徐家院门。屋里传来女高音：“滚滚长江东逝水——”他一愣，这声音像是直接从舞台钻出来。
进门一看，木壳电视机立在窗台，屏幕亮得晃眼。徐向前戴老花镜，悠然喝茶。更让王火冒三丈的是旁边还有一只未拆箱的同款电视，包装纸板上“北京牌”三字醒目。
他蹙眉质问：“老首长，你一向节俭，怎么一下子进了两台洋机器？”徐向前不动声色，只抬手指着屏幕：“画面清楚得很，你瞧。”
火气蹿上来，王提高声音：“现在全国紧巴巴，你还这么折腾，我少来你家吧！”话落转身就要走。
徐向前放下茶杯，声音不高却一句顶一句：“两台都是国产货，一台给我，一台是中央要我代你领取。”说着，从抽屉里摸出盖着总后勤部大红印章的领货单。
王低头一看，脸色瞬间变了。他抬手挠挠后脑勺，尴尬得直憋笑：“原来给我留的面子，我倒成了急脾气。”顺势把那只纸箱往肩头一扛：“那我可领走了。”
徐向前终于笑出声：“拿回去好好研究，记得写篇使用心得。”短短几句话，把多年战友情捂得热乎。
当晚，军事科学院招待所里灯火通明，科研人员围着那台北京牌电视折腾天线。雪花点一闪一闪，突然屏幕里现出《万水千山》的片头，屋子里爆出一片掌声。有人感叹：“咱自己造的，真行！”
十年前，兵工厂还在拆解日式电台，如今连电视都能造，大院子弟看得目不转睛。技术进步带来的喜悦，让老将军们再度体会到“胜仗”的滋味，只不过战场换成了实验室和生产线。
每逢夜幕降临，小礼堂准时开机，战士们搬着小板凳排排坐。信号时断时续，可谁也舍不得走。屏幕里的光影照在一张张黝黑的脸上，闪着兴奋的光。王树声看着年轻人，心里像打鼓：这盛世可比硝烟有味得多。
误会变成佳话。若干年后，记者采访徐向前，提到那次“电视风波”。元帅笑着摇头：“老王这人，脾气硬，心更实在。跟他打了半辈子仗，生气也是一阵风。”说罢，抿口茶，眼里闪着光。
1960年的那台北京牌，如今已是文物，静静陈列在军事博物馆的展柜里。屏幕早已黯淡，可它见证过的激动与质疑仍在，像战马蹄下扬起的尘土，一直没有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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