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1月的一天，北京的北风刮得人脸生疼，功德林监区里却异常安静。值勤军代表推开铁门，低声问：“周养浩，还写不写自传？”周养浩抬头，眼神闪过一丝犹豫，却又低下头去。这短短一句对话，很难让人相信面前的人曾是军统“杀人法官”，在狱中却以“先进分子”自诩。八年后，他被列入最后一批特赦名单，可一出门便立刻显形，仿佛多年“积极改造”不过是一场演出。
时间拨回1949年12月。昆明巫家坝机场跑道灯刚亮，三架运输机原本要把沈醉、徐远举、周养浩送向台湾。云南行营主任卢汉突然宣告起义，机场被戒严，三人措手不及落入解放军之手。西南军政委员会旋即将他们押往重庆，陈赓亲自组织审讯。陈赓见到周养浩，只说一句：“戴笠手下的法律博士，也要讲讲自己欠下的账。”周养浩沉默，他知道自己以审讯、判决、执行三职合一著称，这份“专业”让他负债累累。
在军统内部，“三剑客”地位各不相同。沈醉悟得时势，投诚后交出潜伏网，将贵州特务指挥链拦腰斩断；徐远举性子暴烈，十八年特务生涯血债沉重；周养浩则恃着法学院出身，常用文书和条款粉饰罪行。三人同囚功德林，差距很快显现：沈醉配合调查，徐远举摇摆不定，周养浩几乎不开口。审讯人员无奈，只能请沈醉作证，揭开周养浩隐藏最深的卷宗——杨虎城将军被害，周养浩曾在判决书上亲笔签字。
1959年，中央宣布对战犯实行“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时，功德林内外沸腾，不少人争着学习政策、交代历史。周养浩也坐不住了。他开始按时出工，主动报名扫厕所，还在夜里写思想汇报，字斟句酌，用词恭顺。监管干警曾惊讶：“这位周法官转变得真快。”可细看他的笔记，每一页都夹着狡猾的辩解：他承认参与了特务活动，却将自己描绘成“受命行事、心存犹豫”的被动工具。对比之下，徐远举后来能直陈“这条命本不该留”，周养浩依旧把责任推给“时代洪流”。
1973年冬，徐远举突发脑溢血逝世，给功德林蒙上一层阴影。此人临终前反复嘱咐狱友“好好交代”。消息传来，周养浩神情复杂，他明白如果自己再不抓紧表态，可能永远也走不出高墙。于是更卖力劳动，放风时主动背诵毛泽东选集，伙房抢着干最脏的活。改造小组一度把他评为“进步典型”，并将情况上报。
1975年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最后一批战犯特赦令，名单里有周养浩。那年他六十九岁，背依墙角的身影在冬阳下显得佝偻。办理释放手续时，他最关心的不是安置分配，而是反复确认：“我能不能去台湾？”办案人员告诉他，若愿回台，中央可提供路费及便利。周养浩回宿舍，整整一天没再出门。多名战犯都以为他在感恩流泪，谁知第二天清晨，他递来的回乡意向书上赫然填着“台湾”。
2月15日清晨，周养浩乘火车抵达深圳，随行干部陪他办理边检。电话打到台北，国民党方面的回复让他如遭雷击——不许入境，理由是“成分可疑，恐有变节之虞”。蒋经国斩钉截铁：“此人当年识时务不来，今日已非所需。”周养浩愣在原地，嘴里喃喃：“怎么会这样？”曾经自信满满的特务头子，第一次发现无人可投。
香港成为过渡地。港九炎热潮湿的春天，并不比监狱里轻松；自由的空气带着股子排斥，他处处碰壁。情急之下，他给旅美长女写信求助。女儿在加州教书，经过多方奔走，总算办妥移民手续。1980年初，周养浩登上飞往旧金山的客机，留下“再也不回”的背影。
旅美岁月看似平静，实则寂寞。晚年周养浩常坐在阁楼阳台，对着太平洋发呆。他曾试图给台湾朋友写信，却始终没有回音。1987年蒋经国病逝，他在日记里写下十六字：“天命循环，潮落潮起；昔日豪情，一夕成空。”1990年，病逝于洛杉矶郊区，终年八十四岁。病历显示死于心肺功能衰竭，葬礼寥寥数人。那几年，北京已把功德林旧址改作展览馆，游客在玻璃柜前驻足，望见一封封忏悔书时，很难想象其背后有人早已把良心装进行囊，随潮水漂去重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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