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0日，南京城的暮色压在长江面上。联勤总部少将汪维恒推开办公室的窗，一阵潮湿的风卷着纸页。桌上那首“故人可期共饮江南春”的五言小诗，是密电里最简单的暗号，可意思却再清楚不过——回家吧，组织在等。
信纸握在掌心，他的指尖凉得厉害。去还是留？他心里盘旋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那堆烂熟于胸的后勤清单、兵站口令、台澎补给航线。若自己不带回大陆，这些情报就会像石头一样沉进海底。想到此处，他当机立断，合上公文包，备好去台湾的请调报告——先要骗过陈诚，才能顺利离开。
两天后，蒋介石的座机轰然起飞把他送向台北。那是6月的草山，白雾缭绕，日式旧宅一排排，视线尽头是浅灰色的海。陈诚亲自迎接，笑着说：“老汪，有你，我心里踏实。”这句话让他心头一沉，情报要拿，情感却不能带走。
站在台湾供应局的大院里，他时常想起二十五年前的自己。1917年，才二十一岁的他在宁波小学校黑板前写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年后，他到上海法文学校，接触到《新青年》《新思潮》。再后来，北上北京军需学校，摸到仓库里堆成山的军靴，才晓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绝非虚言。
1924年，张秋人悄悄领他进弄堂深处的小屋，昏黄油灯下，他按下手印，成了宁波最早的一批共产党人。为了方便工作，同年又递了国民党入党申请。左右逢源？并非。那时的他清楚，只有披着另一层外衣，才能在军政要津里掩护同志、传递风声。
1925年，浙军驻守台州，北洋势力步步紧逼。他借响应北伐之名组织起义，虽因寡不敌众失败，却趁混乱脱身，成了浙江国民党党部的“青年骨干”。直到1927年“四一二”惨案，鲜血染红杭甬驿道，他才深刻明白这条路将异常漫长。那一年，他被组织安排深潜，职位是军需科长，任务是“活着，听，带回来”。
漫漫二十一载，机构换牌子，长官换了几茬，他职位一路升到少将。别人看他，是谦恭廉洁的后勤专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是暗夜里的“耳朵”。1943年，他截获蒋介石“清剿延安”的信号，急电延安：“西北军即动，须早为计。”毛泽东次日便下令转移机关，延安得以从封锁圈中脱身。
1946年春，汪维恒被提为南京联勤副司令。是非对错，有时只差一份情报。史永每月拎着箱子往返沪宁，箱里全是补给线、仓储量、弹药库存。一张薄薄的表格，撬动的是战场走向。
对比其廉洁，国民党高层的“捞一票就走”令他厌恶。一次公款被挪用，他当众拍桌子：“敢动国家钱粮，便是砸老百姓饭碗！”于是参谋长悄悄提醒他：“别太较真，小心饭碗被砸的是你。”果不其然，两次撤职，一次差点蹲黑牢，全是因得罪权贵。若非陈诚力保，恐怕早已风光不再。
1949年初，内战大势底定，北京和平解放，华东野战军已经兵临长江。台湾补给区急需人手，陈诚一纸调令把他推上去。汪维恒不能拒绝，只好带着妻儿登船。临行前，他给史永发去一句古诗：“杏花春雨江南，鸥鸟可相逢？”这句诗亦是暗号——“但凭差遣”。
岛上的日子并不平静。他整理仓库时，故意把海运军械登记得尽量详细，想象着这些数字日后会指示解放军炮火的落点。可就在四月初，他收到那封催归的诗信。陈诚此时误会他老母病重，苦口婆心：“台海风急浪高，你这一去，恐再难回。”他低头应声：“侍母，不得不去。”临走只留下妻儿，他明白自己若不归队，此生尽成迷途。
5月中旬，基隆港的晨雾捂住了耳边的汽笛。他的家人被“同船送返大陆”，表面是人道慰问，其实每个人手里都攥着一张特别通行证。那晚，一辆黑色轿车冲到码头，陈诚夫人急得声嘶力竭：“快回来！危险！”汽笛声遮住呼喊，浪花在船侧哗啦啦拍岸。汪维恒在船舷深深鞠了一躬，转身走向船舱昏暗的过道，一如二十年前踏进暗夜。
5月25日，吴淞口外，巡逻艇只做了例行盘查。汪维恒拿出“回乡奔丧”的证明，船开进黄浦江时，远处已能听见隐约炮声。两天后，上海解放。
就在同一天，市军管会仓促接收国民党财委会。代表顾准忙得团团转，新交来的国军“少将委员”却坚持要单独谈话。门一关，那人立正，轻声道：“我在上海滩等了二十五年，早在1924年便已入党。”
顾准怔住。对方给出几个只有组织内部才知晓的接头暗号，他愣了足足半分钟，才拿起电话联络时任上海公安接收负责人潘汉年。确认身份后，顾准涨红了眼圈，握住对方的手：“好！上海能这样平稳交接，有你一半功劳！”
三天后，汪维恒按照规定填写《起义人员登记表》。“党龄：二十五年。”那行小字写在表格最显眼的位置，像一枚印鉴，盖在他颠沛半生的记忆上。
公开身份以后，他把在台湾掌握的情报一一整理，连同手绘地图送上前线指挥部。隆隆火炮声中，南京、杭州相继易帜。战争最后阶段，东南沿海的登陆作战因此少走了不少弯路，这在后来的一些战史总结里，被称作“隐形的补给战”。
1950年深秋，铁打的南京城墙已披上枯藤。当年的“少将后勤专家”穿着布鞋，出现在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一间办公室，他在会签一份有关接收遗留物资的文件。身旁的年轻参谋帮他递笔时，悄悄问了一句：“汪司令，您这么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只记住一句话，”他顿了顿，抬头看向窗外，“为穷人办事，脚下路就不算难。”
说罢提笔疾书，一列列数字落在纸上。听不见礼炮，也无需掌声。他要做的事还有很多：清理仓库、转运粮盐、安顿难民。革命成功与否，不在隆重的庆祝，而在每一顿饭、每一件棉衣能不能按时送到百姓手里。
汪维恒的名字从未出现在头条，但他像深埋在地底的暗河，推着这座城市悄无声息地走向新生。而那句“我1924年就已入党”，至今仍在档案里静静发光，提醒后人：真正的坚守，往往隐藏在寂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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