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夏的一个夜里，冀鲁豫边区被暴雨浇得泥泞不堪。潮湿的硝烟裹着雷声在空谷回荡，刚刚结束拉锯战的杨得志突然意识到，自己和主力团已深陷日军重重包围。侦察员带回的情报不容辩驳：四面封锁，外线还有坦克机动部队，留给他们的只是越来越狭窄的生存缝隙。
敌我兵力对比悬殊，杨得志却还是习惯性地皱眉思考，而不是慌乱。他想起了“老弟”杨勇——那个在陕北会议上冲他喊“老杨哥”，拍着胸脯保证要一起干大事的同乡。可此刻，最近的友军距离他百余里，而日军正用迫击炮把包围圈收紧，每一次爆炸都像倒计时。
此时的杨勇正在鲁西指挥一次小规模夜袭。听到参谋读完电报，他手里的地图啪地合上：“得志被围？！”帐篷里静得吓人。周围几个营长面面相觑，谁也没吭声。有人低声提醒：“包围圈太厚，咱们去了也可能全军覆没。”杨勇脸色一沉，砰的一拳砸在桌上：“你们不救，我去救！”短短一句话，像刻刀一样划破顾虑。
回想两人的渊源，并非一时意气。1927年，杨得志在井冈山已是排长；1930年加入红军的杨勇多半做政治工作。真正交心，是1936年冬天在保安的那场连夜会议，两个同乡在篝火旁边烤玉米，聊起衡山的红薯和洞庭的水，聊完就像自小结义的兄弟。转场西征、鏖战山城堡，他们互相撑腰，枪林弹雨里留下了对“杨氏兄弟”配合默契的第一印象。
平型关一役把这种默契写进了抗战史。那是1937年9月25日清晨的伏击。杨得志指挥685团封死山口，杨勇的686团绕到侧翼，一刀切断敌运输线。两团交叉火力把日军车队炸成了一条燃烧的长龙。十几分钟，千余日军被打懵，全国报纸第一次在头版大字写下“八路军大捷”。枪声退去，杨勇走上前，拍了拍杨得志肩膀：“老杨哥，好戏在后头呢。”此后他们各守一方，却一直用无线电商量战术，像在下同一盘棋。
再说回1939年的困局。日军第十二师团蓝本“铁壁合围”，先遣队推进到濮阳以北。杨得志部被切断补给，弹药只剩三成。夜色中，杨勇率领主力急行军赶来。一个师连夜翻越徒骇河，泥水没到大腿，战士们咬着牙什么也不说。清晨四点，西北角燃起三颗绿色信号弹，那是约定好的暗号。
日军指挥所里，警报骤起。杨勇打的不是正面硬碰，而是在包围圈北侧制造缺口。他命工兵排先炸塌沟渠，再用机枪封锁公路。突然转移的火力让日军错判方向，仓促之中调兵西援。内部一松，杨得志立刻领突击队冲锋，二十分钟，突破口撕开了三百米。阵地硝烟散去，两支部队在麦田里握手，那声“老杨哥”隔着炸出的弹坑传过来，仿佛连雨声都停了一拍。
事后有人质疑：救援伤亡也不小，值吗？杨勇冷笑：“如果兄弟没了，根据地还叫根据地？”这句带火气的话在政委会议上炸出了长久沉默，随后形成了“相互策应、宁冒风险、绝不放弃首长”的战术原则，被写进冀鲁豫军区条令。
1941年7月，冀鲁豫军区正式组建第二纵队，司令杨得志、副司令杨勇。番号一落，部队里流传一句顺口溜：“两杨合璧，鬼子出壁。”秋季反“扫荡”中，他们在巨野湖沿岸设陷阱，引敌深入沼泽，再一口吃掉。参战的老兵回忆：“两个杨司令只要站在一起，大家心里就踏实。”
抗战胜利后，两人分赴华北、东北，各自带兵出山海关、越津浦线。1948年的太原外围，杨得志指挥晋绥兵团围点打援；在江淮大平原，杨勇带队抢渡淮河。通信兵记录，两人在解放战场上通了十几封电报，字数不多，却总能抓到敌军要害，像在隔空对弈。
1955年授衔仪式上，两人一前一后走进怀仁堂。将星闪耀，老兵们簇拥着他们合影。杨勇笑着说：“老杨哥，星多星少没啥，你还欠我一壶衡山米酒！”杨得志大笑，答：“酒好说，别忘了把你那担洞庭鱼干带来配酒。”众人大嚷着要分羹，场面活像老乡聚会。
岁月滚滚。1978年底，“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准备中，杨得志已是总参谋长，杨勇出任副总参谋长。会议结束，两人在走廊里对视一眼，无需多言，各自回办公室点灯熬夜。第二天凌晨再次碰面，都端着黑乎乎的搪瓷缸，杨勇咧嘴：“又是通宵。”杨得志只回一句：“干得过瘾。”
1982年底，杨勇住进解放军总医院。病房静得出奇，他仍嘱咐身旁警卫：“得志要是忙，就别让他来。”然而三天后，杨得志推门而入，把文件夹压在床头柜，挤出一句调侃：“不批准你偷懒。”杨勇嘴角一翘，虚弱却清晰：“老杨哥，别亏待那壶米酒。”室外冬阳稀薄，两人都没再提工作。
1983年1月6日凌晨，杨勇停止呼吸。送信的警卫站在总参办公楼门口，半天没踏进去。走廊尽头，杨得志低头翻电报，手却停在原处。窗外北风卷起旧叶，声声拍打玻璃，那声“老杨哥”再也只剩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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