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全球193个会员国——其中包括中国在内——发出一封措辞凝重、节奏急促的紧急通报函。
他在信中坦率指出：联合国财政状况已滑入危险临界点，正站在系统性断裂的边缘。
信中进一步强调，若各成员国未能于短期内结清历年积欠会费，或未就现行财务机制启动实质性改革，至今年7月，联合国常规运营资金将彻底枯竭，或将被迫启动全面减员、项目暂停与职能收缩等应急响应程序。
而这场迫在眉睫的财政风暴，其深层动因直指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所推行的一系列单边施压策略。那么，这种以财政为杠杆撬动多边秩序重构的意图，是否真能如愿落地？
联合国快没钱了
今年1月31日，古特雷斯向191个会员国常驻代表同步发送正式函件，核心信息高度聚焦：联合国可即时调用的流动性资金，仅能维持至7月底。
此后若无新增到账款项，维和部队补给可能中断、职员薪资或将延迟发放、部分人道主义项目面临中止风险，多个技术性机构甚至需进入“最低限度运转”状态。
对于一个自诩承载着“人类共同治理愿景”的国际组织而言，这已非普通财务压力，而是具有强烈警示意味的“系统性衰竭预警”。
那么，联合国缘何陷入如此窘境？其经费来源主要依赖两大支柱：
一是按各国经济规模与人口权重核定的法定会费；二是针对特定任务（如维和行动、气候适应基金）设定的专项分摊款。
制度设计本意明确：责任与能力相匹配，大国承担更大份额，小国依力而行，整体收支应处于动态平衡。
现实却呈现巨大反差：长期存在结构性欠缴主体。
依据联合国官网近年披露的财务审计报告，美国既是最大会费分摊国，亦是最大历史欠款方。
仅被公开列明的逾期未缴金额即逾12亿美元；若计入数十年来滚动累积的滞纳金、未兑现承诺拨款及争议性扣减项，综合估算总额已逼近30亿美元大关。
更值得警惕的是，此类拖欠行为并非偶发事件，而是自上世纪80年代起便形成一种周期性操作模式——通过延迟拨付、附加政治条件、选择性截留等方式，将财政义务异化为外交施压工具，且持续长达四十余年。
照理说，账目清晰、权责分明，谁未履约、谁应担责，本应一查即明。
但古特雷斯此次致函对象，并非单一债务方，而是覆盖全部会员国的集体通知。
这恰似一座大型社区面临物业运营危机：最大产权人连续多年拒缴管理费，导致保洁停摆、电梯停运、安保缩水，而物业公司既未上门交涉，也未依法启动催缴程序，仅向每户信箱投递一份措辞委婉的《共建和谐家园倡议书》。
名义上呼吁“全体业主共担责任”，实则所有参与者心知肚明：真正掏空资金池的，正是那位握有最多产权份额却始终回避义务的住户。
古特雷斯并未点名，只反复使用“现金流持续承压”“缴费时效性亟待提升”“多边合作机制正遭遇史无前例的资源约束”等中性表述，引导各国自行解读字里行间的指向性。
为何如此克制？因为过去数十年间，美方已将“财政断供”演变为一套成熟的政治博弈术。
对某项决议表达异议，即削减预算额度；对某个下属机构运作不满，便冻结相应拨款；甚至将资金支付与国内立法进程挂钩，使国际义务沦为国会博弈筹码。
对秘书长而言，他既要保障联合国机器不熄火，又必须避免与最主要出资方彻底决裂。
于是诞生了这样一封“全员预警、全员担责”的泛化告急函，把一个本可精准问责的财务问题，包装成一场需要集体反思的体制性困境。
然而，这种回避焦点的处理方式，非但未能缓解矛盾，反而加剧了责任稀释效应，使根本症结愈发难以触及。
当前联合国面临的，早已超越表层的“资金短缺”范畴，实质是一套国际治理体系长期被单一国家以财政杠杆实施定向操控的结果。
所谓“支撑至7月”，表面是财务日程表，实则是向全体会员国发布的系统性风险提示，是对美方释放的隐性期限信号，更是为自身履职留存的程序性免责依据。
一旦最终时限到来而未能扭转局面，秘书长便可援引“已提前充分预警”作为履职尽责的证明。
但对于绝大多数守约缴纳会费的国家而言，它们清醒意识到：自己履行了法定义务，却不得不为最大违约方的行为买单，这种制度性不公平，正在悄然侵蚀多边主义的道义根基。
美国另起炉灶，反手更想掐死联合国
要穿透本次财政危机的政治底色，须回溯至更早的时间节点。
今年1月22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期间，美方牵头推出一项名为“全球和平与安全新架构”的倡议，对外宣称为“跨区域协作平台”，实际定位直指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决策机制，构建由华盛顿主导的替代性安全协调体系。
此类尝试并非首次出现：从冷战时期的北约机制，到21世纪初的“防扩散安全倡议”，再到近年频繁亮相的“印太经济框架”，美方始终在探索削弱联合国核心功能的路径。而此次达沃斯行动，是迄今最直接、最公开的一次制度替代实验。
但现场反响远低于预期，呈现出明显冷场态势。
按美方初始构想，这本该成为一场重塑全球安全治理格局的标志性事件。然而最终签署合作意向的国家不足20个，且签约方基本集中于对美经贸依存度高、地缘政治自主空间有限的中小国家，如越南、印尼、柬埔寨等。
这些国家的参与价值不容忽视，但显然无法赋予该平台应有的全球代表性与权威公信力。
更具说服力的缺席者名单更为醒目：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均未出席；传统西方阵营中，新西兰政府公开表态，称此举“违背《联合国宪章》精神”，等于当众质疑其合法性；欧盟层面亦未给予任何实质性背书，主流声音普遍视其为“象征性拼凑产物”。
美方原本期待借达沃斯这一全球舆论高地宣告：“联合国已过时，新秩序由我定义，识时务者请速归队。”
现实反馈却是：即便诸多国家对联合国效率低下、改革迟滞存在批评，仍不愿轻易放弃这套历经二战血火淬炼而成的多边制度框架。
根本原因在于，在联合国体系内，哪怕是最小的主权国家，亦保有平等投票权与固定发言席位；而一旦转入美方主导的小圈子机制，中小国家不仅决策话语权大幅缩水，连形式上的制度参与感都可能被系统性弱化。
第19条不敢用
事实上，联合国并非缺乏应对恶意欠费行为的法律武器。
《联合国宪章》第19条明文规定：任何会员国若拖欠会费数额等于或超过其前两个完整财政年度应缴总额，即自动丧失在联合国大会的表决权，除非经大会特别认定其欠缴确系“不可抗力所致”。
该条款设立初衷，正是防范财政义务被政治化滥用。
对照该标准，美国在过去四十年间，已有至少七次触发该条款适用条件。
从法理角度，秘书长与联大主席完全具备启动表决权限制程序的充分依据。
但历届秘书长均未真正行使此项权力。
深层顾虑显而易见：美国不仅是最大出资方，更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国。一旦启动制裁，极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包括但不限于全面终止财政支持、启动退群程序、推动总部搬迁等颠覆性举措，对整个组织生存构成致命威胁。
与此同时，联合国在诸多关键领域仍高度依赖美方配合：维和部队部署需美方提供运输与情报支持；对特定国家实施制裁需美方金融系统协同；人道主义援助通道开放亦常需美方外交斡旋。
由此形成典型恶性循环：越担忧美方激烈反弹，越回避规则执行；越回避执行，美方越将欠费视为可常态化使用的政策工具。
古特雷斯近期言行，正是这一结构性困境的鲜活映照。
1月30日，他在纽约总部召开例行记者会，本是阐明财政规则严肃性、点名敦促履约的绝佳时机。
开场阶段，他确实提及美方单边主义倾向对多边体系造成的冲击。
但随后迅速转向，将中国纳入同一论述框架：“两个主要力量若试图划定势力范围，无助于全球挑战的协同应对”云云。
听似居高临下地批判“大国零和思维”，实则模糊了问题本质——本是美方单方面欠费、单方面筹建平行机制、单方面威胁退出联合国，却被转化为“两国共同制造对立，联合国深陷夹缝”的叙事结构。
这对中方而言，无疑构成事实误读。
中国目前稳居联合国第二大常规会费缴纳国，连续多年全额按时履约；达沃斯会议全程缺席，对美方主导的新机制保持明确距离；在维和行动、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等领域，始终扮演建设性角色。
结果却在秘书长公开表态中，被置于与欠款方同等位置，成为平衡话语张力的“政策对冲变量”。
此种操作逻辑，本质是以“表面中立”换取美方情绪缓冲，以“责任平移”降低自身履职风险。
但必须指出：在事关制度底线的重大议题上，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修辞策略，实则是对是非曲直的主动消解。
当下联合国真正的症结，绝非资金缺口大小或某国是否增额出资，而在于能否捍卫并激活自身拥有的刚性规则。
《宪章》第19条这条“制度性利剑”，若长期束之高阁，终将锈蚀为装饰性摆设。
当“欠费超两年即停权”这一基础性条款被默认搁置、默许失效之时，联合国的制度性瓦解便已悄然启动。
倘若今年7月，坐落于曼哈顿东河畔的联合国总部真因资金链断裂而陷入大规模停摆——职员领不到薪水、会议中心关闭、维和指挥系统降级运行——表面上看，是那笔数十亿美元的欠款压垮了整座大厦；但更深层的崩塌，始于每一次该亮剑时的犹豫，始于每一回该定性时的含混，始于每一个该追责时的沉默。
制度的溃败，往往并非源于外部雷霆一击，而是源于内部无数次微小的让步、一次次“暂且容忍”的自我安慰、一回回“这次先不较真”的妥协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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