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从护国起义开始，就身经百战，前后参加了大大小小许多战役，却在56岁的年龄就惨遭杀害。他就是杨虎城。
说到这个名字，想必大家就都明白了，他的惨死，与历史上有名的“西安事变”脱不开干系。
1936年12月，他和张学良联手扣下蒋介石，逼着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可事变结束后，张学良一冲动，非要亲自送蒋回南京，旁人拦都拦不住，结果刚到南京就被软禁，这一扣就是一辈子。
张学良一走，杨虎城在西北就成了“孤家寡人”。他手里的西北军虽说听他指挥，可蒋介石早就想削除地方势力，这会儿正好抓着机会。没过多久，南京那边就来了电报，说让杨虎城“辞去军职，出国考察军事”。
明眼人都知道，这哪儿是考察？就是把他从西北支开，免得他再聚起势力。
杨虎城心里清楚，可那会儿没法子，西北军群龙无首，要是他不答应，蒋说不定会对部队动手。最后，他只能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带着夫人谢葆真、儿子杨拯中，还有老部下宪兵队长金闽生、秘书亢心哉，攥着那张“军事考察专员”的空头衔，登上了去欧洲的船。
刚到欧洲那会儿，杨虎城还想着真能考察点军事，为以后抗日做准备。可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蒋介石早就打过招呼，欧洲各国谁也不敢真心接待他。
在法国巴黎，他想去参观军队，人家推说“需要提前申请”，一申请就是半个月，最后只给了张博物馆的门票；去德国柏林，想跟军方人士聊聊，刚到会场就被国民党特工“盯梢”，聊没两句就有人过来打岔，最后啥也没问出来。
倒是华侨们热情，巴黎的华侨抗日救亡大会上，几百号人挤在一个小礼堂里，看见杨虎城进来，立马鼓掌喊“杨将军”。
有人之前听传言，说杨虎城在西安事变里“主张杀蒋”，以为他是个硬茬。结果见了面，才发现他穿件洗得发白的灰布中山装，一口关中话慢悠悠的，只说：“现在不是提旧账的时候，咱们中国人不管在哪儿，都得拧成一股绳打鬼子。”
散会的时候，有个开洗衣店的老华侨拉着他的手，塞给他一包自家晒的花生，说：“将军，您可得早点回去，带着咱们打鬼子啊！”杨虎城接过来，眼圈都有点红，在欧洲受了那么多冷遇，这会儿才觉得心里暖。
后来他去了西班牙，那会儿西班牙正在打内战，左翼政府跟国际义勇军一起扛法西斯。杨虎城在巴塞罗那的一家小饭馆吃饭，老板端着盘子过来，瞅了瞅他，没好气道：“日本人？我们不招待侵略者！”旁边的秘书赶紧解释：“这是中国的杨将军，来支持你们打法西斯的！”
老板立马变了脸，把盘子放桌上，又喊后厨“加两个小菜”。最后结账的时候，老板把账单往兜里一塞，说啥也不收钱：“你们中国人在国际队里跟我们一起扛枪，这饭我请！”那天杨虎城吃得很饱，可心里却不是滋味，在异国他乡能感受到的团结，在自己的国家里，却要受这么多憋屈。
这几年里，国民党特工就没断过跟梢。他在巴黎咖啡馆喝杯咖啡，邻桌总有人假装看报纸，其实眼睛一直盯着他；去街上买东西，身后总跟着个穿西装的人，走快他也快，走慢他也慢。
金闽生后来回忆，有次杨虎城想给国内发封电报，说想回国抗日，结果电报局的人看了地址，说“需要南京批准”，最后还是没发出去。杨虎城嘴上没说，心里却急得上火，国内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他一个领兵的将军，却在国外当“闲人”，这比打败仗还难受。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内全面抗战开始了。杨虎城再也坐不住了，连着给南京发了三封电报，请求回国参战，可蒋那边要么装聋作哑，要么说“再等等”。直到10月，蒋才松口，说“允许回国”。
杨虎城立马收拾行李，搭荷兰邮船往回走。船到新加坡的时候，码头上早就挤满了华侨，红布上写着“欢迎杨将军归国抗日”，有人举着小旗，有人喊着口号，挤着往前凑。
到了西贡更热闹，华侨们租了辆马车，拉着杨虎城在街上游行，沿街的店铺都挂起了中国国旗。杨虎城站在马车上，挥着手，心里又热又酸，他知道，这些华侨盼的不是他这个人，是盼着国家能打胜仗，盼着鬼子能早点被赶出去。
可这份热闹，到了香港就戛然而止了。船刚靠岸，没见着红布，没见着小旗，就几个穿短打的人晃过来，自称是“军事委员会的代表”。为首的那人，说话吊儿郎当的：“杨将军，跟我们走吧，安排好住处了。”
杨虎城一看就知道，这趟回国，怕是要“栽跟头”了。
到了香港的住处，杨虎城把随员们叫到一起，开了个小会。
屋里灯很暗，他点了根烟，抽了两口，才说：“蒋让我去南昌见他，说是要商量抗日的事。我这一去，就两种可能，要么让我领兵抗日，咱们一起上战场；要么把我扣起来，你们就各自找机会，接着抗日。”
有人不信：“将军，全国都在抗战，蒋要是扣您，怎么向老百姓交代？”杨虎城笑了笑，笑得有点苦：“汉卿不还被扣着吗？蒋要是想扣人，还缺理由？”
还有人劝：“不如别去南昌，直接去武汉找周总理，或者去延安，那边安全，还能一起抗日！”杨虎城摇了摇头：“我要是不去，蒋又该说我搞分裂，到时候连累抗日的事，我担不起。现在是只许他扣我，不许我不去，为了团结抗日，我个人受点委屈，不算啥。”
其实，在去南昌之前，杨虎城还见了个人：我党驻香港的代表张云逸。
张云逸把他请到一家小饭馆，菜刚上齐，就把旁人支开，压低声音说：“虎城兄，你可不能单枪匹马去南昌！张学良的例子就在那儿，你去了就是羊入虎口。蒋那人，记仇得很，西安事变的事，他不会忘。”
张云逸又说：“不如先去武汉见周总理，或者直接去延安。延安那边早就说了，欢迎你过去，咱们一起抗日。就算要见蒋，也得有咱们的人陪着，不然太危险。张汉卿就是太傻，单枪匹马去南京，结果落得这样……你可不能重蹈覆辙！”
杨虎城端着酒杯，半天没说话。他知道张云逸说的是实话，可他心里还是不甘，他这辈子没怕过死，怕的是落个“分裂抗日”的骂名，怕的是对不起那些盼着他抗日的华侨，对不起西北军的老部下。
最后，他一饮而尽，说：“老张，谢谢你的好意。可我要是不去，蒋又该找借口了。我这趟去，就算是为了抗日，拼了这条命也值。”张云逸看着他，叹了口气，没再劝，他知道，杨虎城这脾气，认定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1937年10月底，杨虎城飞到了南昌。可他没见到蒋介石，只见到了几个军统特工。为首的那人拿出一张纸，说：“杨将军，委员长让您在这儿‘集中学习’，先安心住下吧。”这一住，就是10年。
刚开始，他被关在庐山的一个小院子里，后来又转到贵州、重庆，换了好几个地方。刚开始还能写写信，给蒋寄去，求着要出来打鬼子，可信寄出去就石沉大海。后来连纸笔都少了，每天就对着墙发呆，有时候想起在欧洲华侨的嘱托，想起家里人，夜里都睡不着。
他儿子杨拯中跟着他一起关着，从十几岁的半大孩子，熬到20多岁，没见过外面的天，没读过一天正经书，只能跟着杨虎城学写字、学历史。夫人谢葆真受不了这种折磨，后来精神出了问题，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杨虎城连给她办葬礼的权利都没有，只能在屋里对着墙，哭了一整夜。
1946年，国共谈判的时候，有人提出要释放杨虎城，可蒋不同意，说“此人冥顽不化，放了会生事”。
1949年，解放军过了长江，重庆眼看就要解放了，蒋知道自己要退到台湾，临走前下了道密令：“就地解决杨虎城”。9月6号，杨虎城被从贵州押到重庆，送到了戴公祠。他以为只是换个地方关押，可他不知道，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夜。
进了卧房，他刚放下行李，就听见身后有动静。还没回头，就看见儿子杨拯中捂着腰倒下去，嘴里喊着：“爸！快跑！”，血顺着指缝流出来，染红了衣服。杨虎城刚要冲过去，就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腹部一阵剧痛，他盯着那些凶手，想说什么，却只吐了口血。
旁边的宋绮云一家也没能幸免。那一夜，戴公祠里的灯灭了好几次，血腥味飘在夜里，散都散不去。
杨虎城倒在地上，意识慢慢模糊的时候，脑子里想的不是自己的命，是张云逸在香港说的话，是欧洲华侨塞给他的花生，是儿子杨拯中小时候的样子，他要是当初听了张云逸的话，去了延安，是不是就不会有今天？是不是家人就不会死？
可世上没有后悔药，这样的一位抗日名将，最终也只能就此落得这么个悲惨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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