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的清晨三点，齐齐哈尔气温接近零下三十度，北满特钢厂高炉旁却热浪翻滚。一个身材不高、脸被炉火烤得黝黑的中年人弯腰捡起铁钳，熟练地敲击炉口。没人想到，几年前，他曾在人民大会堂与毛主席同获全票，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他就是王百得——早先叫王白旦。
炉火映着他的侧脸，随后把记忆拉回1968年。那年秋天，中央通知：工人阶级要有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九大”。名单限定既是炼钢工人又有七年以上党龄。北满特钢厂长看着办公桌上厚厚的人事档案犯难，忽然想起33岁的王白旦：党龄近十年、技术一流、脾气倔强，却从不居功。“就他。”厂长拍板。
王白旦听见消息，第一反应是推辞。“我怕给厂里丢人。”他在车间里小声嘀咕。厂长摆手，“磨炼钢水十来年，见过火海都不怕，还怕开个会？”一句话堵住了他的退路。那年国庆，他先作为观礼代表进京，第一次走进天安门广场，心里像滚着钢水，滚烫又激动。
1969年4月1日，“九大”正式开幕，北京的春风里夹着硝烟未散的紧张气味。王白旦与来自全国的工农兵代表一起坐进人民大会堂。他不敢抬头，却能清楚听见主席步入会场时的掌声。一周后，选举中央委员。毛主席曾讲：“这次要让工人阶级更多进入中央领导机关。”话音落地，票箱里出现了王白旦的名字。
开票那晚，数字在大屏幕跳动。毛主席全票，周总理全票，紧接着——“王白旦，全票”。会场先是一静，继而爆出掌声。王白旦愣在座位，耳朵嗡嗡作响。同室的“铁人”王进喜悄悄在他后背上捶了一拳：“兄弟，咱工人也行！”王白旦只憨笑，额头全是汗。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时，他投完票经过主席台。周总理叫住他：“主席，这位是北满特钢王白旦同志。”主席握住他的手，问：“多大啦？”“33岁。”“年轻，钢铁有你们，国家有底气。”简短几句，足够他记一辈子。
光环并没有改变他。回厂上班，一身劳动布继续蹭着炉渣。有人劝他搬进单独办公室，他摇头：“炉火不看简历。”1967年，他带班研究“矽砖砌钢口”方案，产量升两倍。后来又主攻烧结炉床难题，攻关成功让国产炮钢质量跃至世界先进水准。技术员说他脑子里转的全是炉火的规律；他却常笑着说，炉子听得懂老实话。
1970年开会时，人们觉得“王白旦”喊起来别扭，周总理打趣：“读音像‘白蛋’。”陈伯达提议加一竖成“白早”；几经讨论，最终定名“王百得”，寓意“百事可得”。名字改了，脾气未变：仍旧顶着热浪，和徒弟们抢着上炉台。
1973年，他再次进入“十大”，这回是中央候补委员。风头正盛，却在1980年接到组织谈话：调离企业，另行安排。黑龙江省委给了两张单子——一张写着省里机关处长，一张写着地市副职。王百得看完，签了第三种意见：“回炉。”干部组一愣，他只说一句，“我靠这双手吃饭，别的套不住我。”
回到车间，身份却已不是领导。同事调侃：“王委员改烧锅炉啦？”他憨笑：“炉膛最暖和。”那时厂里设备老旧，锅炉房最苦最险，年轻人躲得远远的。他不争工资，只领一百元补差费；奖金分红、月度评优，一概不要。有人不解，他淡淡一句：“曾经的票，是大家给的，我总要找机会还。”
1989年，他递交退休申请。厂长想留，他摆摆手：“还有力气，我再顶几年。”一直到1994年，身体实在撑不住，才拿起茶缸走下炉台。此时，距离他握住毛主席的手，已过去整整二十五年。
2005年12月15日，王百得病逝，享年七十岁。消息传到北满特钢，夜班工人自发停下操作，默默鞠上一躬。有人说，炉火灭了；也有人说，他只是不再需要耐火砖，去了更广阔的天地。言语或许多余，那些凝固在钢轨、炮钢、和一代工人记忆里的高温瞬间，本身就是他留给共和国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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