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深秋，南京下起冷雨。刚刚成立不久的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里，学员们排着长队挤在简陋医务室外，看病得挤在一张旧行军床旁。打个针，要把铝壶里的热水来回烫几遍消毒；配药，得用军毯撕成纱布。医务部长李治看在眼里，心里直打鼓——再这样下去，别说保障教学，连基本的卫生安全都难保。

翻开李治的履历，他不是普通军医。1899年，他出生在江西永新，家境殷实，1924年考进上海南洋医科大学。若是按部就班，他大可以在大城市当个体面医生。然而烽烟一起，他被裹挟进张辉瓒部当上尉军医。1930年底，红军围歼第十八师，俘虏了这位个头高挑、说话轻声细气的青年军医。红军没有为难他，反请他给伤员包扎。几句掏心窝的道理，加上一双双信赖的目光，让李治下定决心“跟红军走”。

在瑞金的总医院里，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的开场白洋溢着乡情：“你也是永新的？咱们算半个老乡。”一句话拉近距离，当场把李治的忐忑打消了大半。从此，这位白净书生穿上灰布军装，给红军战士缝合伤口，也给贺子珍、康克清这些女红军接生。枪林弹雨中，他像一把小小的手术刀，为大军切开生路。

1935年5月的一场空袭，贺子珍身负十七处弹片。担架抬到林子深处，很多人摇头：怕是不行了。李治摸了摸脉搏，沉声一句：“还在跳，赶紧救！”他用半锈的剪刀剪开血衣，掏出弹片，缝合伤口，整整忙了四小时。四个月后，过草地时，贺子珍能拎起半袋炒面，笑着对他道谢。就凭这一例，人们把他和傅连暲、陈义厚等并称“医中四大金刚”。

长征路上，周恩来因肝脓肿高烧不退。条件艰苦，没有影像设备，连针管都断了尖。有人劝李治保守治疗，他偏要“硬顶”穿刺。众目睽睽，他一针刺中脓腔，把脓液抽了出来。周恩来七天后能骑马行军，再提起此事，总理半开玩笑：“我这条命，李治占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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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李治任陕甘宁边区卫生署长。他拉来马海德、白求恩给学生授课，还在窑洞里编《野战外科讲义》，油灯下写了厚厚一摞蜡纸。延河水边的小操场，学员操着各地口音朗读“无菌操作”，一时成了边区最独特的课堂。

1949年，人民军队即将全面改编。刘伯承受命组建军事学院，首要难题是后勤医疗。刘帅想来想去，拍电报：“请派李治。”于是，这位身着旧军大衣、肩披三颗枪少将领章的医生被调赴南京。可是学院一穷二白：病床是门板，器械只有几副钳子。李治四下借款无门，终于下决心北上求援。

同年十二月初，他带着公文和旧制手枪，硬闯中南海门岗。卫士拦住他，他只说一句：“给毛主席回话：永新的李治来了。”守门兵将信将疑，却不敢怠慢。很快，毛泽东派人领他进来。屋里炉火正旺，周恩来也在。毛主席见到他，笑着打量：“瘦了。”一句寒暄，直奔主题：“缺多少？”李治抿嘴伸出三根手指。毛挑眉：“三千万？行。可别说我小气，再加个零吧。”三亿旧币，现场批条。李治一时没回过神，周恩来推了推他：“赶紧谢过。”

拿着批文回到南京，他立刻跑遍沪宁杭采购设备：显微镜、消毒锅、手术台、X光机，一车车运进学院。没多久，医务大楼正式启用，军校学员第一次在消过毒的手术室里动了阑尾。“这才像个正经医院。”有人感慨。

1955年授衔，很多人以为李治至少是中将，他却挂上少将肩章就笑呵呵：“牌子大小无所谓，能看病就行。”屋里那张铺过军毯的木床和简陋药柜，他一直没换。护士想铺块进口地毯，他挥手拒绝：“脚底板踏实，比绒毯舒服。”

风云突变的六十年代，横幅标语贴到他家门口，抄家队翻箱倒柜，从一摞旧信里抽出一张纸条——“李治不能死——毛泽东”。有人吼：“真不真？！”李治抬头，只说了两字：“真件。”对方愣住，转身灰溜走掉。这一纸短笺，比任何“证明”都管用。

1988年颁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时，台下掌声雷动。主持人请他讲话，他笑着摆手：“行医六十年，无一例误诊，这比什么勋章都重。”次年冬末，他在301医院安静离世，享年九十。那位瘦高的南洋医学生，用半生风雨走完了“医生—军人—教育者”三重身份，却始终守着一句老话：救人第一。

今天在军事医学史料室里，还能见到他采购回来的那批手术器械，铭牌上写着“1951·南京”。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钢，似乎在重复毛泽东当年的豪气：再给你加个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