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2月中旬，北京西郊一间灯火通明的设备间里，一台崭新的卫星接收器正被技术人员反复调试。时间紧、任务重，他们必须在短短两个月内让它稳定运转，为即将到来的中美领导人会晤提供电视信号。冷风透过门缝钻进屋里，年轻技师抖了抖肩膀，嘟囔一句：“可别掉链子，这可是头一回。”
设备还在调试，讨论却已延伸到了更广范围。周恩来要求交通、外事、电信、卫生多路并进：一条线谈卫星租用，一条线筹备礼宾，一条线审定翻译名单。名单里赫然写着冀朝铸——被外事口称作“红墙第一翻译”。他身材颀长，嗓音清晰，连续三年伴随总理出访，几乎从未出差错。会议室里的干部笑言：“冀先生在，咱们就放心了。”
1972年1月初，美国副助理黑格带队抵京。随行的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先提出电视实时转播，又问能否附带一条“让美方自备技术人员”的小要求。周恩来听完，先肯定合作，再提醒对方必须尊重中国主权，否则免谈。谈判反复拉锯，卫星租金从120万美元压到92万，合同上落笔“双方共担”，才算拍板。熊向晖回头细说曲折，周恩来只淡淡一句：“维护的是国家脸面，不是小钱。”
与此同时，另一条工作线忙着“吃”。国宴菜单要兼顾中美口味，又得体现中国传统。桂花鱼片、宫保鸡丁、荷叶粉蒸肉排着队试菜，十几道酒水也要逐一化验。最头疼的却是一杯果汁。供应处翻遍库存，只找到上海汽水。工作人员干脆把橙子按斤剁碎，手动榨汁过滤，用大冰箱慢慢降温。化验报告合格那天，负责采购的同志舒口气：“可算让总统夫人喝上‘鲜’字头的饮料了。”
2月21日11时30分，“空军一号”落地东郊机场。尼克松先让机舱门口的保镖挡人，用三十秒独处的时间整理神情。走下舷梯，他快步伸手：“周总理，我终于来了。”周恩来微微后仰，礼貌抬臂。两人手掌相握足足六十多秒，摄影记者杜修贤抢先按下快门。后来放大照片，只见尼克松身体前倾，周恩来稳稳站立，视觉上形成“宾客向主”之势，这正是周恩来事前反复叮嘱要呈现的效果。
欢迎仪仗队高达三百七十一人，鼓号铿锵。尼克松忍不住笑着评价：“从队列到军乐，一丝不苟。”午后的人民大会堂更是热闹，琵琶、古筝、马林巴轮番上场，宾主对举茅台。尼克松举杯时轻声调侃：“听说茅台能点着？”周恩来当即划火柴，蓝焰闪现，满座哗然。气氛就这样被推上高点。
翻译席原本平静。冀朝铸着灰色中山装，姿态沉稳，把尼克松的每一句话精准移植到中文，再把周恩来的言辞准确投向英文。对话温和顺畅。然而到25日晚，美方忽然提出变动：“总统希望答谢宴改由女译员。”一句话犹如石头砸进水面。按日程推算，答谢宴是公开场合，现场有大量镜头。若临时换人，既不合规矩，也极易出纰漏。
大礼宾司的人面面相觑，只得把情况紧急上报。深夜，人民大会堂南楼灯未熄。周恩来看完电报，皱眉问：“冀朝铸哪里做得不好？”值班秘书摇头：“美方说没问题，只是协调感不佳。”第二天午餐间隙，周恩来见到尼克松，开门见山：“冀先生是我方翻译中的佼佼者。”尼克松摆手笑道：“周总理误会了，他的专业我无可挑剔。只是我与你同台时，你身旁是位女士，我这边站位被一位高个男士挡了镜头，不大对称。我想，也让女士来吧。”
周恩来沉吟片刻，被对方的“公平”理由逗乐，爽快答应，让章含之顶替。场面调和，可新的隐患随之而来。章含之原本只负责总统夫人，临时“升舱”，要面对高密度外交辞令。2月27日晚，《上海公报》谈妥后，尼克松在大厅发表讲话：“中美相距大约一万七千英里。”章含之却脱口说成“七千英里”。周恩来猛地抬头，低声提示：“含之，数字错了。”她忙改口。尼克松顺势打圆场：“距离更近，挺好。”场内气氛仍然轻松，观众没察觉波动，可在翻译圈里，这已是惊险瞬间。
7天会谈，议题从亚太形势到贸易人员往来，条文逐字过目。2月28日下午，两国代表团飞抵上海，签下那份以“一个中国”为核心的《上海公报》。签字笔墨犹未干，周恩来又提议“再碰一杯”，还是茅台。尼克松端杯，轻吸其香，眼神暗含敬意。宴毕，他回身对随行记者说了句半开玩笑的话：“跟中国人打交道，别忽视任何细节——连翻译的身高都要想周到。”
冀朝铸被调离主位后，并未闲着。他继续坐在记录席，跟随会谈全过程，把语速、语气、重音都细致记下。回到驻地，他在日记里写下四行小字：“自信应万变，翻译亦如此；立身肩后，依旧战场。”多年后，当人们谈起那段历史，总容易想到领袖的握手、茅台的烈香，却常常忽略翻译席的功劳。一次“换人风波”无伤大雅，却让外交团队更加警醒：镜头之外，任何环节都可能影响国家形象。
尼克松返美后对幕僚表示，这趟远行改变的不只是地缘政治，也刷新了他对中国筹备能力的认知。从卫星信号到礼仪排序，从果汁口味到站位高度，事无巨细，都被安排得紧凑而有弹性。那个在机场握手时“往后仰”的总理，用一连串精准的操作告诉世界：当年的中国，既讲原则，也讲风度。冀朝铸与章含之的临场交接，只是冰山一角，却足以折射幕后的巨大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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