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25日深夜，沈阳特务机关的电台突然安静了几秒，又迅速恢复嘈杂，一场以“清理内奸”为名的搜捕行动随即展开。警报声盖过了街头的梆子声，这一点细微异常，让保安司令部机密室的少将参谋赵炜警觉：该走了。
赵炜把散落桌上的几份作战计划随手塞进炉火，火光映着他略显疲惫的脸。有意思的是，走出办公楼时，他仍保持军帽端正，步伐稳健，就像去参加一场普通的点验。没人想到，三小时后，这位少将会消失在沈阳北门外的黑夜里。
两天后，一张追捕令贴满了省城墙壁。署名的，是新上任的保密局分处长。赵炜早年读过那人的笔迹，一眼就认出真伪，他冷笑一句：“来得挺快。”一句话出口，意味着再无回头路。
时间往前推到1937年，赵炜还只是河北文安县一个闯关东的穷小子。日军炸毁村口的土桥，他第一次感到战争离自己这么近。试想一下，麦田被烧得漆黑，饿得眼发直的少年能选的路并不多——要么流亡，要么拿枪。
次年，桂林黄埔分校招生。赵炜靠着一口河北腔在考官面前背完《军人读本》，破旧长衫里只有两枚铜板，仍被录取为第十六期学生。开学典礼上，他被选为旗手，站在操场中央举旗的那一刻，他记得蒋介石抬手敬礼时说的八个字：“为国奋斗，死而后已。”
1939年毕业，凭第一名的综合成绩领到“将军剑”。那把剑如今存放在南京军事博物馆，很少人注意到剑鞘背面刻着缩写“Z.M.”——赵敏，那是他未更名前的字母。不得不说，“将军剑”给赵炜带来的，并非一路畅通的仕途，而是一连串抉择。
进入第十三军预备团后，他的主要职责是训练新兵。李宗仁视察时夸了一句“将才”。然而前线缺粮缺弹，轮不到预备团露脸。赵炜憋得慌，干脆结伴几位同学私赴西北。军纪处分没落下，前线却拒收“逃兵”，尴尬得很。
就在此时，老同学朱建国递来一张火车票，带他住进自家四合院。朱建国表面是国民党政治部少校，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院里堆满了缴获的《共产党宣言》《大众哲学》，赵炜白天操枪，晚上翻书，脑子里渐渐有了别的想法。
1941年秋夜，朱建国开门见山：“如果有一天，你愿意把枪口抬高一寸，就来找我。”这句半真半假的邀约，让赵炜彻夜未眠。几个月后，他通过地下党负责人王石坚的考察，以代号“902”正式入党。
部署很简单：回到国民党内部，继续升迁。1947年春，赵炜被调进保安司令部机密室，负责传递绝密电报。他利用职务便利，把辽南战役兵力部署、后勤调度、电台波段一并送出。那一次，我军在大北岔设伏，歼敌五千，靠的正是“902”提前递出的线路图。
同年五月，赵炜炮制了一份盖章齐全的“高原集结令”。国军两个师被晾在荒坡，后勤脱节，作战计划被迫取消。保密局派人调查，文件签字真实无误，无从下手。明里暗里，许多人猜测机密室出了纰漏，却始终没有证据。
九月初，沈阳电台相继被破译，朱建国等人被捕。赵炜拨通作战科新科长电话，随口编了一个地址，电话那头急切重复：“再说一遍，慢点。”他立即意识到，自己也在名单上。那天夜里，他换下星徽领章，步出后门，只带走一张小地图、一支驳壳枪。
十月初的辽北雨水多，官道泥泞，他不敢走主路。饿极时，就到农户家借宿，自称给部队寻粮秣。农户递来一碗高粱米饭，告诉他：“前边十五里就是解放区封锁线。”赵炜道声谢，趁月色继续赶路。
1947年10月16日拂晓，辽东某村口，两名巡逻的解放军战士发现一名穿国军制服的陌生人踉跄而来。战士们举枪喝止。赵炜举起双手，用沙哑的嗓子说出一句对话：“同志，快向首长报告，我是代号902。”这十个字，让枪口抬高了一寸。
短暂审查后，辽东分局将情况电话报告司令员肖劲光。肖劲光在电话里沉声吩咐：“保护好同志，检查伤势，安排休整。”数小时内，赵炜身份得到全面核实，历次情报记录同无线电台密钥一一对应，差错为零。
几天后，陈云在辽东分局办公室接见赵炜。陈云问：“潜伏多年，可曾后悔？”赵炜回答：“只恨暴露得晚，让敌人跑了几步。”短短一句，倒像老兵间的寒暄，却也点明了代号“902”的全部意义。
1949年以后，赵炜调入军事情报培训部门，从教材编写到教官授课，他把黄埔时养成的严谨作风挪到新岗位。有学员回忆：“老赵讲敌台破译，一根粉笔能敲碎讲台。”这种较真，直到晚年也没变。
关于这位少将的传奇，人们往往记住那把“将军剑”，却忽略了他闯入封锁线时的那句自报代号。战场胜负常在暗处，一纸假命令，一次电波接头，就足以改变前线走向。代号“902”留下的，正是这样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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