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24日下午，北京附近的渤海湾刮着五级北风，军港里浪头拍击舰舷。就在这天，毛主席第一次登上“南昌”号护卫舰检阅人民海军。陪同在侧的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用手挡着风，给主席介绍鱼雷快艇的航速。“小巧灵活，二十五节。”他提高嗓门，却不自觉地压低了身姿，一如既往地谦逊。谁也想不到，眼前这位上将早年曾三次向毛主席提出“让我下来”的请求——前两次被批准，最后一次被婉拒。
谈及王宏坤，许多人首先想到他是红四方面军里最年轻的军长，也会想到他是人民海军的奠基者之一。但若把他的经历串成时间线，会发现主线只有一个词：学习。
1909年正月初一，湖北麻城石槽冲一声鞭炮，王家诞下一名属鸡的男孩。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一字不识，却在十九岁那年参加黄麻起义，成了反动派的通缉犯。1929年正月初五，他跟着堂兄王树声正式加入红军。仅用四年拼杀，他升到红四军军长，年龄不到二十五岁。当时的红军有句口头禅：“每天向前走，枪口即课堂。”可王宏坤明白，枪法再准也替不了文化短板。
1937年春天，他率三八五旅驻守陇东庆阳。旅部超支二百块大洋，叶季壮批不了款，肖劲光也犯难。王宏坤只好骑马三百里奔延安求见毛主席。汇报完粮饷，他壮着胆子说：“我也想进学堂。”一句话，等了快三十年。毛主席笑着写条子：“同意！把庆阳安排好。”这便是第一次主动“降职”。他把旅务交给副旅长王维舟，回庆阳识字，随后赴延安“抗大”二大队。一个月毕业，他嫌学得不够，又跑去见主席，要求再读党校。这次依旧批了条子。两封亲笔信，一次次颠覆他的人生轨迹。
抗战相持阶段，党中央急需干部下前线。1938年10月，组织找王宏坤谈话，准备派他去鄂豫边区领一块摊子。王宏坤反复琢磨：“我文化底子薄，担不起大区主任。”于是再次提出调自己回三八五旅。消息送到延安，毛主席沉吟良久，还是批准。第二次降职请求，就此成行。
抗日烽烟里，他先后担任冀南军区、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把平原水网变成“人民的汪洋大海”。1945年八月，日军投降，他随一部挺进东北，又接连指挥林海雪原中的数场要战。建国后，王宏坤奉调湖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翻开简历，谁也挑不出毛病，可他心里那句老话没变：自己文化不高。
1950年4月，中央一纸调令：任命王宏坤为海军副司令员，火速来京。海军在那时属于“边学边建”的崭新兵种，专业名词、电子仪器、通信密码，全是西式拼写。王宏坤瞅着厚厚的舰艇操典直挠头，马上找到李先念：“可不可以申请把职务降低一级，我怕耽误事。”李先念摆手：“别钻牛角尖，主席看得准，你先干起来。”话虽如此，他还是托人递了条子给中南海。
不多日，毛主席在一次部门联席会议上语气平静，却话锋凌厉：“个别同志说自己学问不够，不敢挑担子。帝国主义可不会等你读完书。干中学，学中干，错了再改，不能光撤退。”王宏坤听明白了——第三次请求，没门。
此后，他索性把作战地图换成舰艇剖面图。每晚灯亮到深夜，甲板、机舱、指挥所轮番跑，硬是把蒸汽轮机的调速原理啃下来。一次海试，快艇突然出现锅炉压差，年轻艇长手足无措，王宏坤冲过去拧阀门，排汽、降温，三分钟排险。艇长愣住：“首长，您懂这个？”王宏坤压低声音：“记住，技术也怕认真。”
毛主席1953年视察海军那天，鱼雷快艇做“S”型冲刺，浪花溅湿衣角。主席连声“好”，转头问陈毅：“能上艇不？”陈毅担心安全，轻摇头。主席笑道：“噢，不叫我去！”王宏坤心里直打鼓，暗想若是早些上艇给主席体验，准能让老人家更高兴。检阅完毕，他飞速记下主席关于伙食、训练、出海锻炼的指示，接着回京就把舰艇餐标提了两成——这是他对士兵出身身份的执念：先让弟兄们吃好。
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礼堂灯火辉煌，第一颗上将肩星别在王宏坤的军装上。授衔后，他仍旧每晚泡在造船厂和基地工房，卷起袖子同年轻技术员争得面红耳赤。有意思的是，他常把自己当学员，一手拿笔记本，一手拿“斯维施式轮机学”。人家问他是上将还是学生，他拍拍胸口：“一辈子红军兵，一辈子学徒工。”
1983年春，组织批准王宏坤以正兵团级离职休养。离别前，他照例跑了二十多家海军科研所，将正在进行的项目逐一过目。工作人员劝他多休息，他笑道：“老猎人交接猎枪，得把每一颗子弹说明白。”
1988年，他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当年的上将抚摸奖章，没有公开致辞，只说一句：“战场换来的东西，代价太大，千万别忘了。”
1993年8月20日，王宏坤病逝北京，终年八十五岁。回看他一生，从十八岁扛枪到五十岁抓海军，再到耄耋之年依旧学习，三次向毛主席降低职务，两次获准，一次被拒。毛主席当年的那句话，仍在海风里回响：“干要干好，任何人不是万能的，都是干中学来的。”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