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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2日，比利时鲁汶大学礼堂内座无虚席，意大利前政府首脑、欧洲央行前掌舵人马里奥·德拉吉登台发表主旨演说，其措辞之尖锐、立论之激进，迅速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与广泛争议。
他在讲话中明确断言：维系战后七十余年的全球治理体系已实质性瓦解；更将欧洲增长乏力、创新动能减弱、工业竞争力下滑等多重结构性困局，全盘归咎于中国——声称中国深度嵌入并主导全球关键制造环节与物流枢纽，而欧美对华经贸往来正持续侵蚀多边规则的权威性与执行力。
与此同时，他语气紧迫地敦促欧盟加快制度整合步伐，主张以宪法性契约为基础，向具备完整主权属性的“联邦实体”加速演进，以防在大国博弈中丧失战略自主，滑向依附性地位。
青年学者小李读完现场实录后陷入沉思：为何一位曾执掌欧元区货币政策的关键人物，不聚焦欧盟内部财税协调失灵、数字转型滞后、绿色转型成本分摊不均等现实症结，反而执意将发展迟滞的责任转嫁至中国？这场看似针对外部伙伴的严厉指控，又如何悄然折射出欧盟政治整合进程中的深层裂痕与治理赤字？
甩锅中国只是表象
德拉吉所抛出的这套逻辑链条，表面看逻辑严密、立场鲜明，但细究其论证基础，却存在明显断层与选择性失明。
他把欧洲经济动能减弱的主因，锚定在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双边贸易扩张上，进而推导出“对华贸易导致本土产业空心化、监管标准被稀释、全球治理共识被削弱”的结论，并将中国刻画为“主动运用供应链节点优势施加非对称影响”的战略行为体。
但真实图景远比这种简化叙事复杂得多：中欧经贸关系始终建立在互补性结构之上，是典型的双向赋能型合作范式，绝非单向度的零和博弈。
欧盟凭借高端装备、精密化工、汽车技术及金融服务等传统强项，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取稳定回报；中国则通过与欧盟的技术交流、标准互认与联合研发，显著提升了制造业智能化水平与绿色化能力，双方共同塑造了全球价值链中最具韧性的协作段落。
小李分析指出，德拉吉刻意淡化事实、放大偏见，本质上是一种策略性回避——他深知，欧洲结构性衰退的病灶不在外部，而在内部肌理：老龄化加剧拖累劳动力供给、公共投资长期不足抑制创新转化、成员国财政政策碎片化削弱宏观调控效能。
这些症结，恰恰与欧盟一体化进程受阻形成镜像关系：当超国家机制难以就关键议题达成政治授权，便自然催生对外归责的冲动，借塑造“共同威胁”来掩盖治理失效。
他既回避直面本国高福利刚性支出与劳动市场僵化之间的张力，也绕开德法意等核心国在能源转型路径上的根本分歧，转而将矛头引向遥远的东方合作伙伴，实为一种典型的认知替代策略。
尤为值得玩味的是，德拉吉在反复渲染“中国风险”的同时，同步高频次强调欧盟必须突破主权让渡瓶颈，构建具备统一防务指挥权、产业政策制定权与外交决策权的联邦架构，否则将难逃被边缘化、被肢解、被去工业化三重命运。
这种看似悖论式的双重表达，实则构成严密的因果闭环：所谓“外部威胁升级”，正是他推动内部权力重构的合法性支点；而甩锅行为本身，早已成为撬动一体化议程的战略杠杆。
德拉吉的急切呼吁
德拉吉之所以如此迫切地主张欧盟迈向“完全联邦形态”，根源在于他对当前一体化实际运行状态的深切忧虑与无力感。
他在演讲中坦承：欧盟在货物自由流动、服务准入、资本跨境等单一市场维度确有建树，但在国防能力建设、战略性产业扶持、地缘政治协调等关乎主权核心的领域，仍停留在松散协商阶段，各成员国保有否决权，整体表现为“多中心、弱执行、低协同”的集合体，极易在外部压力下被分化瓦解。
这正是欧盟一体化最顽固的结构性矛盾：形式上拥有近5亿人口与全球最大单一市场的体量，实质上却缺乏统一意志与快速响应机制。成员国在税收主权、社会保障体系、移民政策乃至能源安全路径上，始终存在难以弥合的价值鸿沟与利益摩擦。
正如德拉吉亲自牵头起草的《增强欧盟战略韧性报告》（即“德拉吉报告”），本意是为欧盟打造面向2030年的竞争力升级路线图，但落地成效令人扼腕——截至2023年9月，报告所列127项具体建议中，仅有14项实现全面落地，完成率仅为11.2%；若计入部分实施或启动立法程序的项目，整体推进率亦未突破32%。
小李指出，这种制度性迟滞才是制约欧洲发展的真正瓶颈。
成员国之间相互牵制、政策传导层层衰减、改革共识难以固化为法律效力，导致即便出台再精妙的战略设计，也常在执行环节遭遇“玻璃门”与“旋转门”，最终使欧盟在全球科技竞争、人工智能治理、气候融资分配等关键赛道中频频错失先机。
德拉吉敏锐察觉到这一困局，却未能提出可操作的破局路径，只能采取“外压倒逼内改”的惯性思维：一方面借渲染外部挑战转移公众注意力，另一方面以危机叙事强化联邦主义正当性，试图以情绪动员替代制度创新。然而，这种路径依赖不仅无法根治一体化的深层梗阻，反而可能进一步侵蚀成员国间本已脆弱的信任基础。
甩锅解决不了问题
德拉吉试图借助将中欧经贸关系高度安全化、政治化的操作，人为制造“外部威胁共识”，以此催化内部整合动力，但该策略不仅违背经济规律，更会反噬欧盟自身的发展根基。
他将原本属于市场分工与技术演进范畴的产业链互动，强行纳入地缘对抗框架，把中国定义为系统性制度对手，虽可在短期内凝聚部分舆论支持，却将使欧盟陷入战略被动与政策失焦的双重困境。
中欧经贸纽带实为欧洲企业拓展新兴市场、获取低碳技术解决方案、维持制造业就业规模的重要支撑。倘若因误判形势而仓促推行对华脱钩、加征歧视性关税或限制技术合作，首当其冲受损的将是德国机械制造商、法国航空航天供应商、荷兰半导体设备商以及数百万依赖对华出口的中小企业从业者。
更关键的是，此类基于恐惧驱动的联盟建构，难以生成持久的政治黏性。成员国在能源补贴方式、碳边境调节机制适用范围、对华投资审查尺度等议题上的根本分歧，并不会因一个外部标签而自动消弭。所谓“同仇敌忾”，往往止步于口号层面，一旦进入具体政策谈判，旧有裂痕仍将浮出水面。
小李强调，欧盟一体化的核心命题，从来不是寻找一个可供围攻的“他者”，而是如何在尊重多样性前提下，构建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共同规则体系与高效执行机制。
唯有成员国真正放下狭隘主权观，在财政转移支付、联合债务发行、数字基础设施共建等敏感领域展现政治勇气，才能将“欧洲主权”从修辞转化为现实能力。
而德拉吉的归责式话语，非但未能触及这一本质，反而可能加剧成员国对“主权让渡陷阱”的焦虑，诱发新一轮民粹反弹与疑欧情绪，最终陷入“归责—分裂—更难整合—再度归责”的自我强化循环。
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此次公开表态，表面是对华政策宣示，实则是欧盟治理危机的一次集中投射，映照出部分传统精英在面对体制性衰退时的认知局限与行动倦怠。
他一面将欧洲发展动能减弱的责任悉数外移，一面又疾呼构建更高阶政治共同体，这种看似矛盾的双重姿态，恰恰暴露出其对一体化现实障碍的深刻无力感——既无法说服民众接受更深层次主权共享，又不愿直面改革所需的短期政治代价。
结语
欧盟一体化的突围之路，绝不可能依靠对外树立假想敌来铺就，也不可能仅凭一句“迈向联邦”就能跨越制度鸿沟。
真正的转机，始于对内部结构性短板的清醒诊断：需重建财政可持续性共识、打通数字单一市场堵点、设立跨成员国绿色产业投资基金、完善共同防务采购机制。唯有坚持开放包容的合作哲学，摒弃排他性规则武器化倾向，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才能重获战略主动权。
德拉吉的言论非但未能为欧洲指明方向，反而构成一次深刻的警示：当一个政治实体习惯于将内部治理失败转译为外部威胁叙事时，它离真正的战略自主，只会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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