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19日晚，黄浦江的风有些凉，刚到上海履新的苏振华在市革委办公楼的阳台上站了很久。他知道，这座千万人的城市正等着一个清晰的信号。
几小时前，他与几位负责审查工作的同志做了第一次碰头会。徐景贤被带到隔壁会议室，主动提出要“公布某人让自己物色年轻女秘书”的旧账，想借此表明态度。
话传到阳台，审查组成员望向新来的“一把手”。苏振华没有立即表态，只低头摸了摸衣袋里的钢笔，那支笔是1960年海军赠的纪念品，伴他走过许多难关。
有意思的是，面对众人期待的目光，他先问：“那位女同志如今在哪儿？”值班军代表答：“已调回原单位，家庭情况单纯。”苏振华沉吟片刻，挥手示意先让徐景贤回去休息。
回到办公室，他把窗户关上，用略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说：“慢一点处理，先查清那姑娘是否知情。”简单一句，却让记录员连忙在笔记本上画出粗线条的重点标记。
苏振华担心的，不只是一个女孩的前途。当晚10点，他让警卫把几份电报摆在桌面——北京、广州、福州海军机关递来的干部健康调查表，上面不少年轻秘书的名字被反复勾圈。
他深知风声鹤唳下，一句“公共揭发”可能演变为新的政治漩涡。试想一下，若把“找女秘书”这事生硬推到聚光灯下，群众情绪会如何？过去那些因流言而崩溃的干部家庭，他见得太多。
不久前的9月20日，他还在海军机关里处理过一起类似风波。一位军级干部因“生活作风问题”被通报，妻子受不了指摘，差点卧轨。那张还带血污的抢救记录纸，苏振华一直没丢。
正因如此，他对“揭发”二字格外慎重。“批判要冲着事实，不能冲着人命。”当深夜一碗延安小米粥端上来，他对秘书轻声嘀咕。那句嘀咕，后来被秘书写进工作札记。
次日上午，调查核实结果摆在桌上：所谓“专找女秘书”不过是办公室一次普通人事询问，姑娘本人根本不知道背后那层含义。徐景贤自认抓住了“把柄”，想换取宽大处理。
看到材料，苏振华放下老花镜，提笔批注：“既无实据，也无必要扩大化。此事应作批评教育，涉事女同志与此无关，不得外传。”落款时间是10月20日10时18分。
下午汇报会上，他把自己的意见念出：“上海刚稳，新风气尚未树立，轻率爆料会变成新的火口。我看就到此为止。”随后补了一句，“要追责，先从实事求是做起。”
这一番话让会议室安静了十多秒，随后几位与会者纷纷点头。散会后，负责起草通报的同志私下说：“苏老的脑子里，始终装着的是人心和秩序，这一点谁都学不来。”
夜深时，灯火还亮在一号楼二层。整理完材料的警卫小声问：“首长，您累了，先歇吧？”他摆摆手，翻到抽屉最底层那张早年的“干部婚姻状况表”。第一栏写着“余娇凤”，第二栏写着“孟玮”，第三栏写着“陆迪伦”。他盯了几秒，又把纸折回去。
或许正因为经历过丧妻之痛、离异之伤，也享受过重组家庭的温暖，他才能在大风大浪里，对陌生女孩的未来生出一份格外的体谅。这种体谅，外人只道是宽厚，其实是切肤之痛后的自觉。
几周后，上海局势总体平稳。中央来电，对“保持安定团结、稳妥处理遗留问题”表示肯定。那张不曾公开的“找秘书”材料，被归入绝密卷宗，编号ZHF1976-04，至今封存。
三年后，1979年2月6日，北京严寒。苏振华在海军研究所发言时突感胸闷，用微弱的声音对身边人说：“把草案留给我，我再看看。”四十分钟后，他被紧急送往医院。
2月7日凌晨，心脏突然停跳。陆迪伦握着他发凉的手，耳边仿佛又响起当年在上海那句坚定的低语：“人家并不知道嘛，别闹出人命。”
苏振华未能看到那份最终定稿的审查报告，但他的批语被保留。多年后，有关负责人回忆：“老苏那一笔，救下的绝不仅是一个姑娘，还有许多摇摆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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