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2月的杭州，北山街梧桐叶尽，湖面上薄雾未散。46岁的沙文汉在省委办公楼前停下脚步，抬头看着升起的五星红旗。他知道，接下来的任命关乎浙江的未来，也将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沙文汉出身宁波塘溪，自幼便有股拗劲。1908年冬，他呱呱坠地，取名沙文沅。父亲希望儿子握笔成书，可年少的沙文沅偏偏对农家苦难更上心。1925年，他仅17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兄长沙文求比他晚了半年。从此，“沙氏五兄弟”中最耀眼的火焰燃起。
1926年学成返乡，沙文汉办夜校、建农协。奉化、鄞县一带的佃农第一次听到“组织”二字，心里热得直冒汗。有人劝他收敛些，他却摆摆手：“乡亲们都站起来了，我怎能趴下？”同年“五卅运动”声震上海，他带着宁波学子北上声援，枪口前高呼口号，嗓子沙哑三日才恢复。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江南。1928年春夜，上海石库门小弄堂昏灯摇曳，沙文汉接到调令赴莫斯科列宁学院深造。窗外风声正紧，他轻声说：“把命理清，再回来斗。”三年研习完毕，他已熟稔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练就了在黑暗中摸索生存的本领。
1934年重返上海，沙文汉化名“老孟”，潜身工人群众间，组织秘密工会。一次突袭搜捕，他翻窗而出，滚落屋檐，手臂骨裂仍咬牙远遁苏北。1936年抗战烽烟将起，他索性把痛苦当磨刀石，投入救亡图存宣传；黑白油印的小册子里，他用尖锐文字刺穿日寇与反动派的虚伪外衣。
新四军东进，苏中敌后烽火连天。1939年，沙文汉受命担任江苏省军委书记。白天躲在芦苇荡里开会，夜里摸进沦陷区募医募粮，“路远夜黑，用脚试试桥板”是他常说的玩笑。短短数年，他将苏中、苏南的抗日武装织成密网，令日伪闻风色变。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沙文汉随军入城，看着外白渡桥上人潮欢呼，他心里一阵酸涩——兄长沙文求倒在二十年前，没能见到这景象。他把悲痛压到心底，随即投入接管财经、整顿税警的繁重事务。作为华东局干部，他屡次在会议上直言不讳，既能端茶敬烟，也敢拍案而起。
豪情在1954年达到顶点。中央决定恢复浙江建制，沙文汉被任命为首任省长。那一年，他才46岁。浙江百废待兴，电网残缺、盐田荒废、港口淤塞，他跟班子成员几乎把办公室搬到山海之间。前脚刚在温州解决瓯江堤坝，后脚又出现在浙北平湖稻田边。干部私下说他“铁人”，他笑着摇头：“浙江人种茶织网，省长也得学会俯身插秧。”
可风云骤变来得太快。1957年肃反扩大化时，沙文汉因“思想顽固、立场摇摆”被打成“右派”。49岁那年夏天，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党籍也一并被开除。组织宣布决定时，他端坐无言，只取下公章，交到桌上。同行者记得，他当晚给妻子留下一句：“人可倒，志不可摔碎。”
被下放到兰溪农场后，沙文汉从省府楼走进稻草棚，昼耕夜读。夜深，他以煤油灯为伴，摊开尘封的竹简、甲骨文资料，着手撰写《中国奴隶社会探讨》。有人讥讽他“纸上空谈”，他淡淡回应：“书写史实，总好过怀疑信仰。”风雨飘摇七年，六易其稿，终成九十余万字巨著，却无缘面世。
1964年1月，千岛湖畔薄雪未消，56岁的沙文汉因积劳成疾撒手人寰。临终前，他拉着好友的手低声嘱托：“若有一天，历史能自我澄清，请把书稿交给后人。”十年后，好友带着发黄的手稿辗转上交有关部门。
1982年，中共中央正式为沙文汉平反，恢复名誉、党籍与职务。当年的错误批判被推翻，昔日“右派”重新写入英烈名册。遗憾的是，那时距他离世已整整十八年，空留一册稿纸泛黄、字迹斑驳，却依旧透着锋芒。
有意思的是，沙家祖屋还挂着二十年代的家训：“智勇兼备，正直做人。”兄弟五人，四人赴死，独剩沙孟海以书法名世。后辈祭扫祖茔，常会看看省府旧照，低头轻叹：同为江南水乡儿郎，或成名家，或赴血火，命运只隔一转身。
沙文汉的一生，从宁波乡野走到浙江省府，再坠入政治旋涡，最后倒在冬日的寒风中，像极了一条奔流不息却被截断的江河。他的故事提醒世人，革命者的锋芒不只在枪林弹雨间奔突，更在风平浪静时坚守初心；而历史，也总会在尘埃落定后，给忠诚一个清朗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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