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一月的黄浦江码头，汽笛声此起彼伏，船舷上搭着舷梯，箱笼行李堆得老高。有人在离去，也有人犹豫——站在冷风里的报童吆喝最新号外：“胡适恐将不返！”这个名字迅速在茶馆里炸开了锅，议论声盖过了江面的汽笛。要知道，就在不久前，延安方面还寄望这位名噪中外的学者能回到新中国的怀抱。
彼时的胡适，年近六旬，留美博士、北大校长、国民党驻美大使，头顶的光环多得数不过来。在学术界，他是“整理国故”的旗手；在外交场，他曾替国民政府穿梭于华府高层。新社会即将诞生，他究竟为何选择转身？毛泽东的那句“他究竟贪恋什么”其实不是气话，而是一个长期未解的疑问。
把时间拨回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夜。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顶楼灯火通明，负责对美工作的董必武悄声叩响了一间套房的门。这趟“摸底之旅”外人知之甚少，后来才被学界称作“旧金山夜谈”。门开处，胡适手持烟斗，微笑着招呼：“董公深夜来访，可谓不期而遇。”一句客套，气氛却并不轻松。
简短寒暄后，董必武直奔主题，态度诚恳：“毛主席愿与胡先生共商国是，新中国需要像您这样熟悉西方宪政的人。”胡适抿了口咖啡，淡淡一句，“理想不同，道路很难同行。”这二十来个字，道尽了他的立场。其时抗战虽甫胜，但山河破碎，何去何从仍无定论。胡适并不否认中共的抗战功绩，却坚信中国应在宪政框架内渐进改革，而不是整体改弦易辙。
三小时长谈以无果收场。董必武返身驻地后写下一份情况简报，坦言胡适“无从劝服，仍执旧见”。报告飞抵延安，毛泽东读罢仍不死心。他想到古籍研究后起之秀吴晗。吴、胡私交甚笃，或可从学术情谊切入。于是，吴晗带着一封措辞诚恳的信件，先在重庆转机，再赴美国，一路奔波，终与胡适对坐于纽约城郊一间书房。
可惜，“学术伙伴”并未消融政治坚冰。临别时，胡适递上一封厚厚的回信，嘱咐吴晗务必转交毛泽东。信中开门见山：“以学术相交可以，入党从政恕难奉陪。”他接着提出三条看法：军队必须国家化、地方武装要逐级撤裁；共产党员可参政，但须承认国民党为“中枢政党”；宪政体制要以保护私人财产权为核心。措辞温润，却处处暗含警惕。
延安窑洞里，毛泽东展开信纸，眉头微蹙。斯大林式壁炉散发微弱的热度，屋子仍透着寒气。“他终究站在那一边，”毛对周边几位常委说，“劝返之事可缓一缓。”会议草草收束，但“胡适不可归我”这条判断，却已深深印在他的笔记本上。
时间来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南京中山堂内华灯高挂，蒋介石亲自拍板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拉开帷幕。在三民主义的华丽辞藻下，五院官员早已拟好一部“削足适履”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胡适名列大会顾问，依旧身穿考究西装，胸前别着青天白日徽章。会外，地下党的宣传小册子写道：“这是一场粉饰太平的独角戏。”然而会场里，掌声依旧此起彼伏。
事后，北平、上海两地知识界议论纷纷。有人斥其为“学者的最后一次堕落”，也有人辩解他“受旧友情谊所累”。但在西柏坡，《人民日报》社论直指这场大会为“骗局”，并把“胡适等人”点名列入“文化装饰”。对毛泽东而言，这已不止是学术之争，而是路线之别。胡适的再度选择，等于亲手切断了与新政权的最后一丝可能的桥梁。
值得一提的是，彼时的胡适并非毫无自知。“我若回国，必与友人疏远；若不回，又难安天下后世之责。”他晚年在台湾曾对学生慨叹。然而道路选错，就很难回头。至一九六二年，胡适在台北病逝，去世时仍念念不忘“自由主义在中国能否有新生”。而北方的北京城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次年付梓，学术被保留，政治裂痕却难以缝合。
两件事——旧金山拒信与南京参会——像两道分水岭，让毛泽东对胡适的期待彻底归零。前者显露其立场，后者坐实其归队。风云激荡年代，个人的取舍往往大于书斋里的千言万语。历史终究不会因为一纸学术成绩单而改写政治坐标，哪怕那张成绩单上写满了“整理国故”“勉为世界贡献”的闪光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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