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层蓝白条纹的塑料编织布，是这个房间里唯一的“国境线”。
布帘左边，蜷缩着二十六岁的秦小芳，她正小心翼翼地换上一件从二手店淘来的碎花裙，尽量不让布料摩擦发出的沙沙声惊动帘子另一头的人；布帘右边，五十岁的老王正叉着腿坐在床沿，稀溜稀溜地喝着一碗加了廉价午餐肉的方便面，额头上的汗珠顺着纵横交错的皱纹往下淌，滴进碗里，他也浑然不觉。
这间位于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Monterey Park）的老旧公寓，被隔断成了四个这样的“单间”。空气中终年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油烟、廉价香水、汗臭味以及霉味的复杂气息。在这里，性别变成了最不重要的标签，尊严被折叠在每月100美元的床位费里。
秦小芳把裙子拉链拉好，深深吸了一口气，对着那面裂了一角的小镜子抹上口红。镜子里的脸有些苍白，那是长期见不到阳光和营养不良的底色。她走出帘子时，老王抬头看了她一眼，那眼神里没有欲望，只有一种像老狗看小狗般的疲惫与麻木。
“小秦，去面馆试工？”老王含糊不清地问了一句。
“嗯，王叔。老板说如果今天能站满十个小时，以后就让我长干。”秦小芳挤出一个笑，匆匆穿上那双已经磨掉皮的平底鞋。
门外是加州灿烂得近乎虚假的阳光，门里是六个男女共处的狭窄牢笼。这就是很多“美漂”中国穷人的真实缩影：毫无私隐，性别边界模糊，生活质量甚至不如国内的老家，但他们就像被钉死在这片土地上的钉子，无论风雨多大，哪怕生锈腐烂，也绝不肯拔出来。
秦小芳来到美国已经半年了。在国内，她是县城银行的临时柜员，一眼望得到头的日子和催婚的压力让她孤注一掷，办了旅游签证，跟着所谓的“中介”一路跌跌撞撞来到了洛杉矶。她本以为这里是遍地美金的乐土，却没发现，自己只是从一个坑跳进了另一个更深、更黑的深渊。
这间“家庭旅馆”的规矩简单而残酷：共用一个卫生间，男女轮流使用，但早上高峰期基本靠抢。秦小芳曾亲耳听到隔壁帘子后一对小夫妻压抑的争吵，也曾因为半夜听到老王那震天响的鼾声而彻夜失眠。在这里，每一个微小的声音都被放大，每一个隐秘的动作都被感知。
在这个名为“丁胖子广场”附近的社区，聚集着成千上万个像秦小芳和老王这样的人。他们被称为“走线客”或者“逾期者”。
老王是河北人，三年前过来的。他在国内是个建筑工，儿子结婚欠了一屁股债。他总是说：“在这儿干一天，顶国内干一个星期，值了。”
但代价是什么呢？代价是他在工地上摔伤了腰，却因为没有身份不敢去大医院，只能躲在家庭旅馆里，让秦小芳帮他贴那种从国内带过来的五分钱一张的膏药。
“王叔，你这腰再不看，以后怕是站不起来了。”秦小芳有一次看着老王青紫的后腰，忍不住掉眼泪。
老王嘿嘿一笑，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洗得发白的钱包，里面塞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男孩穿着笔挺的西装，正对着镜头憨笑。“我儿子，刚在县城买了房。这房子的每一块砖，都是我在这儿洗碗、搬砖换回来的。小秦啊，我不累，我就是怕。”
“怕什么？”
“怕回去。”老王眼神黯淡下来，“回去了，我就是个废物，还得连累孩子。在这儿，我起码还是个能挣美金的‘能人’。”
这种心理像一种慢性的传染病，蔓延在每个床位之间。秦小芳也是如此。每当家里打来视频电话，她都会跑到附近的星巴克门口，借着漂亮的花坛和背后精致的洋房做背景，露出最灿烂的笑容告诉父母：“爸妈，我在这边过得挺好，刚涨了工资，你们看，我今天还穿了新裙子呢。”
挂掉电话，她会坐在马路牙子上，看着远处的棕榈树发呆很久。口袋里只剩下五美元，那是她明天的生活费。
后来老王在一次搬运零工中彻底垮了，当他被工友抬回这间没私隐的公寓时，整个人已经陷入了半昏迷。家庭旅馆里的其他租客，那个总是浓妆艳抹、在足浴店打工的阿红，还有那个整天闷头刷手机的小李，都围了过来。
“送医院吧！”秦小芳尖叫着。
“不能送！”阿红一把拦住她，眼神里透着世故的冷静，“送去医院，救护车几百美金，急诊几千美金，老王这辈子的美金都得搭进去。而且，他没身份，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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