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深夜，林彪座机坠毁的消息还没传回北京，北京城里却已掀起无形暗潮。彼时的康生躺在陶然亭一间病房内，手握收音机，竖耳细听。他从噩耗里听见机会——江青、张春桥的靠山轰然倒塌，这让他开始重新盘算自己的退路。

康生不是在那晚才学会计算，可林彪事件后，形势集中折射出一条新线索：谁能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夹缝间站稳，谁就可能独善其身。多年结下的旧账、历次斗争留下的隐秘资料，全成了他手里的筹码。对一位把政治视作舞台的大演员来说，帷幕未落，戏就不能停。

1974年初春，周恩来因病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行前，康生特意派秘书递上密函，自称“有要事相告”。信中一句点题：“江青、张春桥早年行迹可疑，不可不察。”周恩来收信时神色淡淡，没有表态，却将它默默收入随身皮包。就在那趟归京的专列上，周恩来对身边人轻声说：“这又是一笔账，总要有人来算。”

康生明白，要想保命，更要保名。1975年初夏，病情急转直下的他以“谈话”名义，把王海容和唐闻生悄悄叫到床前。屋里灯光昏暗，他略带沙哑地挤出一句：“我要告诉你们两位一件大事，切记勿外传。”接着，他详细梳理了江青、张春桥在狱中变节的种种细节，名单、时间、见证人，一一罗列。两位后辈面面相觑，却还是低头记下。

这并非偶然之举。延安整风时期，康生早就掌握江青青年时期的档案，甚至有人怀疑，他那时就留下了“保险单”。只要形势需要，随时可以撕开来用。事实上，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他都在适时亮出材料，换取更高的政治筹码。对康生而言，政治不是信仰，而是一桩投入与回报随时可见的生意。

1975年12月中旬，北京的冷风裹挟着霾气，305医院灯火通明。16日凌晨两点，康生在病榻上忽然要求去探望周恩来。医生有些迟疑，他却坚持：“非去不可。”救护车一路疾驰到医院东楼，他被抬进会客室时，手中的氧气袋还在轻轻鼓动。

周恩来那时也已身患重症。听说康生要来，他挣扎着示意护士扶他坐起。人们退到门外，病房只留下两位同岁同辈、却早已分道扬镳的老人。灯光照着两张憔悴的面孔，他们低声交谈约一个时辰。门外的医护只能看见康生时而抹泪，周恩来偶尔点头，更多时候两人无声相对。

到底说了什么？没有记录，只有揣测。几天后，周恩来对主治医生吴阶平轻声嘱托：“我这里情况你们都清楚，先去康老那边看看。”这句话成了后来无数猜测的源头。有人说，康生在那一小时里再次递交了“江、张叛徒证据”，求周恩来替自己“向主席说明”。也有人相信，两人只是回忆从上海到延安的旧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康生在竭力塑造“与四人帮划清界限”的身后形象。

康生的算盘并非没有用处。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决策“一举粉碎四人帮”，实际操作过程中，康生的名字几乎没被提及。可惜天不假年，他已在1975年12月断气，再无“配合行动”的可能。更关键的是，他留给王海容、唐闻生的那些口供，虽然后来确认无误，却也暴露了他的操纵与挑拨。

1980年春，中央纪委复查康生一生所作所为，发现他自延安整风起便屡次制造冤案，在“文化大革命”中更与林彪、江青合流，参与策划陷害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众多老干部。9月2日，决定书公布：撤销康生的追悼词和所有头衔，开除党籍，骨灰移出八宝山。几乎没有人替他辩解，连昔日盟友都承认他的“双面”本色。

有意思的是，康生曾对友人讲过一句口头禅：“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本该是警世之言，他却用作行事信条。与江青、张春桥相互利用，倒戈林彪余党，再转头向周恩来求生，都印证了他的处世逻辑：只要有利，随时可以翻面。可历史的账本终究细致，一笔一笔写得清清楚楚。

如果把周恩来与康生的最后会面看作舞台的落幕，那结尾处的灯光却不属于后者。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举国哀恸。半年后康生遭否定，昔日自夸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三个大字烟消云散。那晚一小时的密谈，或许能在一时掩饰真相，却无法改变最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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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下，若康生当年真心悔悟，哪怕晚了一步，也许依旧能在史册里留下一抹灰色的同情。遗憾的是，他选择把悔意包装成筹码，把旧友当作跳板。当幕后文件被层层解密，人们看到的只有一个冷冰冰的政治投机者。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冬天早已远去，可资料里那份《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仍在档案馆封存，铁证如山。康生生前最在意的“千秋功业”没有兑现，留给后人的只是警戒：一生算计，到头一场空。

乱云散尽，天光渐明。历史不会遗忘背叛者的名字，也不会轻易抹去忠诚者的背影。周恩来留给后人的，是日记里那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康生留给后人的，则是一连串密函、暗档与自毁的结局。两条道路，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