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中旬的太原城，朔风穿过晋祠的松柏，带来北边不断迫近的炮火回声。阎锡山把一张请柬送到南京，邀请正在奔波于抗日前线外交的周恩来到山西共商战事。阎、日两面压力交织，他急需中共的协助稳住内部，也要借周恩来的声望向外界释放联共抗战的讯号。

抵达太原的那天夜里，宾客云集。会场灯火璀璨，热酒飘香，掌勺的大厨将晋味小吃摆了整整两长案。周恩来甫一进门，目光却在角落里停住——一张熟悉而又让人尴尬的面孔映入眼帘，正是张慕陶。周恩来神情顿冷，抬手指向那人：“你给我离开！”语气果决，让整个大厅一瞬安静得只剩烛火噼啪。张慕陶愣了两秒，低头收拾斗篷，匆匆推门而去。阎锡山刚想圆场，却只得到周恩来一句“此人不宜再见”，便灰灰衣袖作罢。

张慕陶何许人也？要说起往昔，他与周恩来既是同窗旧友，又是共事的同袍。1902年，他出生在陕西三原的富庶人家，家学渊源，少年攻读《资治通鉴》与《新青年》并行不悖。1919年五四浪潮掀起，他站在西安钟楼下慷慨演说，“救国先救民心”的口号震动关中青年。凭着能说会写的本领，他编印《陕西青年》，批斥军阀顽固，名声大噪。

同年秋天，他结识省立一中教务主任魏野畴。魏常用半盏茶工夫谈十月革命史，张慕陶听得两眼放光，很快在秘密小组里递交入党申请。不久，他获推为陕西学联执行委员。1925年国共合作，冯玉祥在三原扩军，组织派他任西北国民联军政治处处长。冯玉祥夸他“笔头子、嘴皮子都是枪”，三番五次试图网罗，却始终未能奏效。

1927年“四一二”政变枪声响起，张慕陶任团陕西省委书记，仅半年把团员扩充两倍；1928年6月，莫斯科“六大”召开，他是陕西唯一代表，又被选为少共国际候补中央委员。彼时26岁，风华正茂，连周恩来都对人说过：“这小伙子，有冲劲儿。”

然而，风头越劲，欲望越盛。调任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后，河北地下组织屡遭破坏，他临危建起临时省委，自以为力挽狂澜，话语权骤增。渐渐地，会议上他先问“我负责什么”，再考虑“革命需要什么”；对批评他能言善辩，对纪律却爱搭不理。组织数度谈话无果，1932年春，他被令休养反省。

离开集体的张慕陶，很快在“自由”二字里找到了另一条路。他借旧交关系，在北平、上海之间游走，打着“共产党的朋友”旗号演说募款；一次密会被特务包围，他咬咬牙闭口不言，下狱半年，靠党内营救才得释。出狱后，中央仍给改正机会，调他去蔚县开辟新区，可他嫌贫苦，嫌拨款少，与同志失和后再度离去。

1934年至1936年，张慕陶辗转东北抗日义勇军、上海文化界、广西救国会，名片越印越厚，立场却越发暧昧。最终，他落脚太原，出任阎锡山的高级参议。阎要借他那张“革命老资格”的面孔，装点自己“联共抗战”的门面；张慕陶则想借阎的地盘重拾舞台。两人各怀心事，短暂合作看似风平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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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慕陶主动前去杨虎城处“出谋划策”。他逢人便说，“老蒋若不杀，终成大患”，一副激进模样。其实天下人都明白，他早把蒋介石得罪透了，真放了老蒋，自己首当其冲。周恩来那时肩负谈判重任，见了他仍客气，只冷冷一句：“莫要添乱。”在张学良被扣、局势一触即发的关头，张慕陶又试图煽动奉系旧部起兵，幸而多数将领守住底线。

于是就有了太原宴会那一幕。周恩来才踏入大门，眼角余光扫到张慕陶，往昔种种浮现心头——少年志士、顺直风雨、屡次劝戒、几番背叛。他再无周旋的兴趣，不给阎锡山面子，也不给旧情留余地，一声“离开”截断所有可能。

离席后的张慕陶并未就此沉寂。阎锡山为了笼络他，在同年春天为新办的民族革命大学设立教授席位。他登讲坛第一日，宣称自己“始终代表最纯粹的革命”，台下学生却质疑：“那为何两度脱党？”争论升级，他恼羞动手，被学生会联合警卫队扭送并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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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南京方面发来密电。蒋介石批示：“张慕陶数次煽乱，阴谋播弄，应即从严惩处。”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向其许以高官未果，终于执行法令，张慕陶于西安郊外被秘密枪决，时年36岁。临刑前，他写下短句：“生为革命，死亦无悔。”纸上墨迹潦草，旁人难辨其真意。

昔日风云人物终成黄土，曾经的朋友却在烽火连天中继续奔走。是非功过，后人自有评说；可无论如何，那一声“你给我离开”，已将历史的节点深深钉在了太原的寒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