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21日清晨，北京天空泛出一抹微白。首都宾馆门口，人们排着长队等候进京办事的手续，一位三十来岁的女性抱着褪色牛皮箱格外显眼。箱子里，最上面压着一张编号“00001”的烈属证。她叫丛丹，第一次只身来京，目的很简单——替父亲讨回一个公道。
身后的旅客在低声议论：“这姑娘大老远跑来，究竟为了什么？”丛丹没理会，脚步朝宣武门方向加快。按照约定，伍修权夫妇会在傍晚带她去见邓小平。对丛丹来说，那个名字并不陌生，4岁时就听母亲王竹青念叨：要是有难处，就去找邓叔叔。
丛德滋牺牲那年才32岁。卢沟桥炮声刚停，他已从报纸主编摇身一变成地下交通员。一支钢笔、一部暗号本成了全部武器。从1938年潜入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开始，丛德滋连续三年把前线兵力、补给、调动路线源源不断送往延安。谢觉哉曾评价：“他写文章有锋，送情报更有胆。”
1941年小年这天，被邀赴宴的丛德滋临行前对妻子嘱咐：“晚上八点不归，就说明出事。”结果再没踏进家门半步。兰州大沙沟的暗牢里，酷刑、饥饿和毒水陪伴了他整整15个月。1942年4月19日清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身旁只有破棉絮。敌人把遗体草草丢在白塔山脚，幸亏亲友连夜寻回，才有了薄木棺与土坟。
消息传到延安，邓小平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这样的同志，我们欠他太多。”同年秋，他辗转找到王竹青，留下联系方式。那张写着“以后有事找我”的便条，被王竹青缝进衣袖，随身带了三十多年。
新中国成立后，忙于政务的谢觉哉仍旧惦念老战友。他任内务部长第一件私事，就是向甘肃省民政厅写信，请求核查丛德滋烈属的生活情况。调查结果令人心酸：一双布鞋已经露出十个窟窿，学费靠邻居接济。谢老当晚批示：三件事——学费全免、陵骨迁葬、安排工作。几个月后，华林山烈士陵园新立墓碑，毛泽东亲自盖章签名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随之送达，编号顺手写了“00001”。
然而风云骤变的年代里，“苏修特务”的帽子落到丛德滋头上。烈属证被收进抽屉，没人敢谈起他的事迹。母亲王竹青身体渐弱，无力奔走，只能等国家拨乱反正的那一天。1977年，机会终于等到了。
当晚七点，邓小平四合院的灯光洒在石阶上。伍修权推门而入，笑道：“小平同志，给你带来一位客人。”邓小平放下手中的书，目光落在丛丹脸上。短暂沉默后，他伸手接过烈属证，粗糙的指腹轻轻拂去灰尘，眼眶微红：“你长得真像你父亲。”丛丹再也忍不住，泪水顺着面颊滑落，哽咽得说不出一句谢字。
对话只有几句，却等了三十五年。邓小平当即指示有关部门复查档案，强调“务必给丛德滋同志一个明确结论”。两个月后，兰州方面发来电报：撤销错误定性，恢复烈士称号，补发抚恤金。消息传到北京，丛丹把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那条红毛毯和烈属证一起捐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她说：“让它们待在最该去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后来有人问谢觉哉，“00001号”是否特别挑选。谢老摆摆手：“秘书随手写的，谁也没想到会留下故事。”编号成了巧合，却记下了党对地下工作者的尊重。统计数字显示，抗战与解放战争年代牺牲的烈士约两千万，他们中多数甚至没能留下姓名。可每一位像丛德滋那样的无名英雄，都在国家档案里占据独特的位置——或是一句批示，或是一行编号，足以说明曾有人为了信念赴汤蹈火。
1979年春，华林山松柏吐出嫩芽，丛德滋墓前多了一块新石，刻着两行字：一九四二，血洒兰州；一九七七，正名苍穹。路过的解放军学员常停下脚步，低声读完，帽檐下的目光分外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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